濮帕巴帕:傈僳族先祖初考
文/李贵明
前言史学界认为傈僳族先民属于古代氐羌族群部落的一支，这种观点主要是以现当代傈僳族分布格局、服饰、风俗与古代氐羌民族的分布区域和汉文献中关于这两个古代民族的记录展开比较研究的。当然，这一观点至今已成为关于傈僳族族源较为统一的主流观点，因此出现了傈僳族先民“青海来源说”。也有学者根据傈僳族民间关于来自一个叫“蒙格里亚”地名的传说，认为傈僳族先民应该最初来自蒙古。甚至有人认为傈僳族属于南亚族群系统，从缅甸向北、东扩展逐步形成今天的居住格局，由此出现了上世纪傈僳族历史研究中傈僳族先民迁徙“西进说”和“东进说”的观点交锋。
但是纵观现代华坪、德昌、盐边、永胜、楚雄、迪庆、怒江乃至境外泰国、缅甸傈僳族对祖先的称呼，均无“羌”或与羌族自称“日麦”、“尔玛”接近的傈僳语发音，也没有出现与氐族自称“盍稚”有关的先祖名称，仅出现与汉字“氐”或与之接近的傈僳语发音，与汉字“氐”最为接近的傈僳语意是“祭祀”，或“平坦之地”。而上述国内主要傈僳族分布区和缅甸北部，泰国清莱府、夜丰颂府的傈僳族对祖先的称呼为“濮帕巴帕”，或“阿濮阿巴”，意思是“濮人巴人”。这种称呼在傈僳语中是比较一致的，因为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篡改民间对祖先的统一称呼，境内、外傈僳民族对祖先的共同称呼应当引起傈僳学术界的注意。本章尝试从民间立场，论证傈僳族先民作为古代濮人巴人后裔的可能性。
在茫茫宇宙中，即便是今日，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仍然处于启蒙阶段。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对生命何来，终归何处的不断探求，使人们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宇宙中存在。认为这种力量主宰着一切，虽然对这种力量的形象描述千姿百态，但它们都被赋予一种共同的期望，那就是相信他们有抚慰生灵的能力，这就是神灵的源头。即使是今天人类集体孤傲的时代，对无限宇宙的想象仍然无力完成。所以，祭祀和祈求就在人类社会中自然地出现了。在傈僳人的祭祀之中，除天地自然诸神之外，祖先之神是一生敬畏和膜拜的对象，当今的傈僳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濮帕巴帕”或是“阿濮阿巴”的后代，这并非空穴来风和异想天开。傈僳语中的“濮”和“巴”是部落之名，“帕”则是“人”或“部族”的意思，傈僳族音节文字记录的史诗文献《祭天古歌》的第一章就叫《濮帕苦》或者《仆帕苦》[1]，意为“呼唤先祖”，在这个标题上，估计音节文字的记录者省略了“巴帕”两个字，它完整的发音应该是《濮帕巴帕苦》。祖先的训诫之言也因此被尊称为“濮帕巴帕克”，意思是圣者的金玉良言，是为学术界所称傈僳族民间文学中的“哲言”或者“格言”。“濮帕巴帕”、“阿濮阿巴”这个名词至今在傈僳族古歌和社会教育方面的歌谣中反复出现，有一首流传于丽江黎明一带的傈僳族古歌是这样唱的：“我土洛玛底，我水洛玛洛，濮帕曾告诫，洛玛底我土，巴帕曾说出，傈僳我族名”[2]。大致说明了先祖是谁，“巴帕”授予“傈僳”族名的意思。从这首古歌的结构还隐约可以看到春秋时期《诗经》常用创作手法中直抒胸意的“赋”。因此，傈僳语中的“濮帕巴帕”很可能是汉语史书中的“濮人和巴人”，这个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中国氏族联盟在公元前年左右出现，伏安是中国氏族联盟时代伏羲女娲政权的第二十六任帝王，大伏羲氏族栗陆氏执政的首任帝王。近年来，随着中国商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学庆先生年8月1日发表在《京九晚报》上的文章《族源商丘：傈僳族源栗陆氏》首次将傈僳族历史研究推向上古时代，认为族群的源头至今年以上。文章认为傈僳族最早起源于东夷栗陆氏部落。中国伏羲研究会理事、历史学家王大有认为，栗陆氏是傈僳族族源源头，并认为河南省夏邑县是傈僳族先民发源地。
文章指出，“年4月，王大有到夏邑实地考察栗城遗址、清凉山遗址、马头遗址、商汤祷雨处及县博物馆出土的大量文物，而后从栗陆氏出典、栗陆氏分化与合婚、栗广之野与栗氏、栗氏与栗邑等多个方面引经据典，考证分析，得出结论：栗陆氏是伏羲氏的裔种，上古帝王，位女娲氏后第4世，称栗王，传五世，子孙分为栗姓、陆姓、六姓、安姓、舒姓，并有傈僳族作为民族群体至今。”
研究认为“傈僳族是栗陆氏部落自商丘夏邑一带‘东夷西迁’我国西部地区后，并再南迁金沙江、怒江等地，与当地土著居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民族。族称唐代即已见诸史端。”这一推断虽然还缺少很多证据链条，但是其指向与傈僳族对族群迁徙的模糊路线有惊人的共同之处。文章甚至认为傈僳族先民曾经建都栗城，即位于今河南省东部的夏邑县城关镇天龙湖北门一带栗城遗址。[3]
在栗陆氏统治部落联盟的后期，到第五世栗陆氏首领统治时，刚愎自用，滥杀无辜，导致了该政权的崩溃，以致使部落先民走上西迁之路。栗陆氏被杀后，其族人一部分开始向西迁移。大约在夏商之际，也是东夷部族向西流动的一个重要时期。以鸟为图腾的赢秦，就是‘东夷西迁’的结果。秦和少皞、高句丽等一样，原本都是东方的古部族，因此史载秦人对少皞的祀典特别隆重。《史记·秦本纪》所述秦的远祖从东方逐渐西迁的史实必为可信。栗陆氏部族迁徙到西北甘青高原、陕西、四川一带定居下来，逐渐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栗戈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极有可能为栗陆氏西迁后建立的国家。而栗戈国同样在浩瀚时间中缓慢消失，认为他们的一部份族民可能流亡至川西高原大渡河流域和横断山区，成为今天的傈僳族。
上古栗陆氏傈僳族先民集团迁徙路线推测图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和部落融合中，栗陆氏后裔的一部分可能在汉江一带融入濮人。在中原政权与古代诸多部落长达上千年的战争中，傈僳族记忆中的祖先“濮帕巴帕”即濮人和巴人时强时弱，他们和氐、羌集团的和众多中国古代民族一样，与中原政权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长久对峙。直至商王朝依仗青铜文明、农耕文明的发展才奠定了击溃和瓦解古代氐、羌、濮等部落集团，实现中华民族融合的根本基础。自商朝起，中原政权西征羌人，东驱东夷，北伐鬼方，南侵百濮，濮人被迫离开故乡，从河南一带被挤压到秦岭和汉江平原。至殷商时期，濮人已经被压缩到湘黔一带长江中游两岸。为便于论述，我们姑且将长江北岸的濮人称为北濮。至晚在西周初年，长江北岸的濮人向西迁徙到嘉陵江东部地区，西部与巴为邻，北部与氐相邻，东部与邓、楚接壤，并在这里成为一个相对强大的部落集团。学者龚荫在《关于濮人的问题》中称这部分濮人为“川东支濮人”[4]，傈僳族先民极有可能处在这支濮人集团中。
公元前年前后，位于黄河上游与北濮相邻的周族在羌人的帮助下逐步兴起，他们通过发展农业奠定了一定的国家基础。至周武王姬发时期东进征伐殷商，史称“武王伐纣”。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牧野之战因以少胜多闻名于世。而从牧野之战的传说来分析，在周武王与殷商决战之前，早已暗中散布王承天意，武王伐纣，天必助之的舆论。因此在周武王的号召下，北濮、楚人等此前被商朝从河南一带驱逐的众多部落试图打回他们曾经的中原故乡，于是纷纷响应。《诗经》关于“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的记载，是对周武王率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在牧野誓师之时的描述。
其时殷商军队拥兵70万，而周人仅仅只是所谓戎车辆和虎贲之师。在参与牧野之战的八族之中，濮人因支系较多难以区分，被称为百濮，濮人的参战人数也是最多的。因为是联盟军队作战，为防止战败后众多部落军队各自溃散，在双方决战之前，周武王要求他的军队注意观察其他部落参战部队的队形和阵脚，不准冒然冲到队列最前线，以保障在战事失利时可以全身而退。由此可见，对这场存在巨大力量悬殊的战斗，周武王并没有对获胜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是参战的羌人、濮人、蜀人等部落的军队戏剧性的改变了战役的结果，改写了殷商历史。
周武王站在牧野口若悬河，历数殷商罪状，大开国骂和誓师之后，联盟军队在平原上一字排开向殷商首都推进，羌人、濮人和蜀人等少数部落唱着战歌，跳着战舞一路向前，那歌声如排山倒海之势，激越的战舞扬起漫天尘埃，商朝军队只听见战歌起伏，无法看清漫天尘埃之中到底来了多少敌人，当他们终于看见敌人的影子时，敌阵里冲出来的上千只猛虎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慌乱的商朝军人无法知道，那只是西周联盟中的一些部落根据图腾崇拜在战马上披上虎皮，伪装而成的老虎。殷商军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70万士兵纷纷临阵倒戈，联盟军队攻陷朝歌，殷纣王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这一战斗过程后来被史书记录成“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认为周武王伐纣得到商朝百姓的广泛支持拥戴，甚至歌舞相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试想在70万军队的严密防守下，哪里还容得下商朝百姓倾城出动歌舞相迎呢？几千年后，当我看到傈僳族经典激越的歌舞阿尺木刮时，甚至想象过这是不是曾经在牧野之战中狂歌纵舞的战歌？
伐纣成功后，各部落联合建立了统一的诸侯联盟国家——西周，此后西周在文化上推行周礼，自诩礼乐之邦，在统治中实行分封建制，史称封建。但灭商大计实现后，濮人和楚人实际上没有再回到中原，甚至再度遭到周人的奴役、歧视和驱离。由于一部分濮人已进入父系社会，具有一定的掠夺性，他们也时常与周朝争地扩张，后被周厉王称为“南国”并加以讨伐，在这个时间背景下，楚人大部分南下，大部分北濮又返回川东地区、秦岭南部或汉水中游，史称“百濮离居”。
傈僳族典籍
在这里，傈僳族史诗中的双重祖先“濮帕巴帕”，即濮人和巴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印证了傈僳人称祖先为“濮帕巴帕”的历史记忆是真实的。学者龚荫据《舆地纪胜》引李文昌《图经》说，“在川东合川钓鱼山有一座双墓，传说是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这一记载说明，濮人是这里最早的居民，且人数很多，势力很大，其首领称为“王”，强悍的巴人能征善战，从鄂西到川东不知道征服了多少氏族部落，但在此地，却不能一下子征服濮人，还得与之“会盟”，两族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和融合，巴人才战胜了濮人，濮人一部分融入巴人，这部分濮人和巴人融合后形成的民族极有可能就是傈僳族先民。
从春秋时期地理分布上看，濮国和蜀国分列巴国东、西，濮国位于巴国之东，西部的蜀国长期与巴国敌对，是为世仇[图1]，而濮的东部又是逐渐强盛的楚国，不断向西蚕食川东支濮人的领地。生存在濮、蜀之间的巴国显然不可能两面树敌，与川东支濮人联盟抗击蜀国符合巴国的心愿，与巴国联合对抗强楚也符合濮国的利益，历史记录中出现在合川钓鱼山（今重庆钓鱼山）“巴濮会盟”的情况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川东支濮人后来和巴人融为一体，有其形成的时间、客观背景和历史原因。
在濮国东部的楚国逐渐强盛时期，川东支濮人的领地遭到不断蚕食，楚成为濮人最大的敌手。关于“楚”的来历，考古发现《清华竹简》揭露对楚先君穴熊的记载是这样的：穴熊的妻子妣厉，生子丽季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丽季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原文中为“楚”)包裹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因此，汉语史书称为荆、荆楚。楚人在拜物时代的感恩对象为荆条，“楚”意为“荆条”应当可信。而傈僳语中“楚、除”就是指“刺”或者“荆条”。迪庆维西地区的傈僳族至今称呼敌人为“楚帕、除帕”，意思就是“楚人”，后来延伸为“偶帕”，意为“带刺的人”，这也许是傈僳族先民与楚人战争的记忆投射。
在楚国对濮人的不断侵略中，长江南岸的濮人融入楚人之中，可能成为今天壮、土家等民族的祖先。长江北岸的川东支濮人则缓慢融进巴人之中，因此楚国认为濮是巴的前身。至秦朝时期，川东支濮人已自称为巴人，说明川东支濮人已经全部融入巴人之中。这也符合傈僳族认为“濮帕巴帕”中“濮”为上古远祖，“巴”为远祖的现象。从傈僳族对敌人的称呼“楚帕”大概可以判断，在川东支濮人中，傈僳族先民是处于与楚国对抗的那部分。因此在后来汉书关于傈僳族的文献记录中有“传楚庄蹻开滇，便有此种”的说法是有其依据的。也就是说，傈僳族先民应该在秦惠王灭巴蜀之前已经成为独立的部落或者记忆和语言。
在现代西南各少数民族中，虽然同样有认为祖先叫“阿濮”的民族，但同时称“濮人、巴人”为双重祖先的情况并不多见。反证了傈僳族古歌关于“濮帕巴帕”之说的真实性，也可以论证傈僳族先民属于川东支濮人尔后与巴人融合而成，以及形成民族的大概区域。从楚雄傈僳族史诗《阿考诗经》中的亡灵回归路线初步考证，武定的傈僳族亡灵在北渡长江后进入四川雅安，雅安的阴间长官司被认为是傈僳族亡灵的“晚辈”，送魂者告诫亡灵到达雅安后会得到雅安长官司的善待，不必惊慌失措。从雅安向东北方向出发，大体会经过一片沼泽和平原，然后翻过一座山脉，就最终到达“阴间”，亡灵到达这里后要给阴间门卫送三钱银子，并向阴间长官司俯首称臣，服从领导。这条线路初步认为是武定傈僳族先民的迁徙线路，其路径也大概指向川东地区汉江与长江夹持地带。从中国春秋时期互相征战和吞并的情况来看，川东支濮人与巴人至晚在公元前年以前已经融为一体，形成傈僳族先民关于先祖记忆的时间也应该在这一关键时期和区域。
图1：春秋时期傈僳族先民（川东支濮人、巴人大概居住位置）
我们再从分析存留文化现象的方式比较历史问题。与濮人巴人大体同期存在的商朝，是一个盛行祭祀的王朝。曾经有过人祭、畜祭、偶像祭。人祭的牺牲主要是战俘、奴隶、囚犯。在商朝武丁时代，其妃妇好在征伐古代羌族的一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庆祝胜利的祭天、祭祖仪式长达三天之久，祭天、祭祖的牺牲竟达数千羌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祭天活动。而当时的祭祀仪式和牺牲的选择是由贞人（皇帝身边的卜算者）完成的。贞人除了进行祭祀的有关卜算之外，还对国家的军事行动、农业的种收时间进行预测。由此可见，贞人在商朝社会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贞人卜算使用的工具是兽骨、龟壳，他们后来在兽骨、龟壳上刻上天干地支，就是最初的甲骨文。贞人是远古华夏民族部落的祭司，也许他们也创造了至今傈僳族使用的先天太极。由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贞人这个在商朝有着广泛基础的职业，在古代濮人部落中也有可能存在和延续。
按照傈僳族先民作为濮人集团的一支与商周同时存在的假设，其文化也可能受到了贞人的影响。傈僳族祭司卜算吉凶使用的工具也往往是兽骨，如鸡卦（以鸡的头颅、腿骨、肋骨作为卜算依据），还常常使用贝币、鸡蛋等等。与贞人不同的是，古代傈僳族祭司始终没有在骨头上留下过文字。后来傈僳族先民部落长期迁徙，也就不可能具备对“贞”这种古代文化在本民族中进行梳理和发展的条件。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商朝“贞人”与当代傈僳族祭司之间到底有过何种联系，但“商人敬鬼，周人敬天”的崇拜思想与今天傈僳族自然宗教中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很多相同之处。再者，傈僳族的古代文献（主要是口传文学和音节文字文献）中描述的历史与商朝到秦朝的历史有很多符合之处。据考证,傈僳族音节文献记录的先天太极图为先天八卦图，其源流可以上溯至古伏羲时代，与前文所述傈僳族与上古栗陆氏关系有遥相呼应之势。关于先天太极图的起源，学术界认为是“人祖伏羲氏，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现象绘制而成”。《周易说卦传》中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先天太极图普遍应用于夏、商时代，主要预测人们穿衣、饮食、生老病死、种植、冶炼金属等生态、生产及生活诸事，傈僳族先天太极图的使用方法在云南维西傈僳族学者的努力下也已经浮出水面，通过解读傈僳族音节文献所记录的释文，几乎完全与上古伏羲先天太极图的运用方法一致。而后天八卦是从先天太极图演变而来的，大概形成于周朝。后天八卦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周易》，传说是周文王推演而成的。但是后天八卦在傈僳族音节文献中并无记录，佐证了傈僳族先民濮人集团至少在西周初年已经开始广泛活动，并有与夏、商各民族密切接触的过程。因此从时间、空间和文化比较上分析也指向傈僳族先民为栗陆氏后裔中川东支濮人与巴人融合而成的推论。
周朝是一个讲求礼仪的朝代，事实上也是依靠“周礼”维系和统治组成联盟的诸侯国。周武王（姬发）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灭掉商之后，野蛮的人祭行为逐渐由草人、土车等偶像祭取代。商朝到西周的过渡，也是神权统治向“君代神权”统治的过渡。所以出现了“帝”就是“天”的代称，从西周统治阶级强调皇帝就是“天子”的用意中不难看出，西周是出于统治目的，对商朝鬼神崇拜树立了一个神中之王——天，为人间制造了一个人中之王——“天子”。并且宣扬帝承天意的思想，直至西周后期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点，才开始重视民心向背，这就是“周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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