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刘云涛 http://pf.39.net/bdfyy/bdfal/161211/5112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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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5月，卡洛斯·穆希卡神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座教堂外被机关枪射杀。就在他遭到暗杀前，他与他的前门生马里奥·菲尔米内奇发生争执，后者告诉同伴，游击队要把他杀了。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洛佩斯·雷加与社会福利部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家。菲尔米内奇坚决否认是自己干的，并表明了他对穆希卡的“敬爱与感激”。杀手后来被确认为联邦警察下士，他在作案时得到了三A团的掩护，这个人还是洛佩斯·雷加的私人保镖。

　　年7月，军政府上台后不久，三名帕罗廷修会神父与两名神学院学生被杀。直言不讳地批评教会与军队关系的恩里奎·安赫雷希主教于同年8月被杀。还有其他一些人被杀，包括一些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成员，而有些人只是在贫民窟做牧师工作。该运动始于年，仅持续到了年，当时的谋杀与威胁使得这些神父根本无法碰面。它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有名成员。本章中的采访对象是那些对第三世界神父的工作表示同情的神父，或者是与那一小部分改革者有关系的人。

　　年，我从爱尔兰来到这里。我是一位神父，那时加入了夏尔·德·弗科尔的小兄弟会（theLittleBrothersofCharlesdeFaucauld），开始在查科工作，然后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工作。年10月，我被逮捕并遭受了酷刑，爱尔兰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为我请愿。起初我是被绑架的。大约一周后，我被正式逮捕。两个月后我被驱逐出境，要我离开这个国家。我最终在年回到阿根廷，然后开始参加普世人权运动（EcumenicalMovementforHumanRights）。

　　事情不过是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卷入了争端。天主教实际上是阿根廷的国教，而这就产生了一个特定的结果，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深深植根于罗马天主教传统（它相当于反国家）的人更是如此。从一开始，我就被卷入了某种争端。我发现没有人请我去参加平民仪式、给予祝福或者升起具有明确宗教意味的旗帜。好吧，在这里，教会非常露骨地代表着国家权力。

　　在六十年代，尤其是在年，梵蒂冈会议和整个体制都在阿根廷受到质疑。也许这种情况要比其他拉美国家更加普遍。当时有开设了许多新教区，也有许多来自中下阶层的新神父。主教们开始送他们去欧洲培训，他们也成为了出色的神职人员。年，第三世界神父运动诞生。在一段时间里，每个教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开明、进步和能言善辩的神父团体，他们对许多事情提出了质疑。然后迫害开始了，这些神父受到了一系列的镇压。在短时间内，监禁神父的事情越来越普遍。年在罗萨里奥，一次被抓进去了40名神父。所以当我在年来到这里时，教会已经分裂了。这里有反动的主教们（他们现在还在位），还有非常反动的制度。自然，这里发生了冲突。

　　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怎么来解释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庇隆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意识到，教会的一部分人受到了庇隆主义的迫害。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主教队伍里始终无法容纳进步运动的成员。任命一位进步的主教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最多只有四五位进步主教。实际上，当他们上任时，也没几个还保持着他们的进步性。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在上任后变得更加激进。主教会议则受到教廷大使的控制。

　　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跟其它国家不同，按照这里的习惯，主教往往是被提名的，这一提名又往往是用来回报对方的恩惠的。因此，一些可能在这个国家已经当了十年或十五年主教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籍的主教，他们之所以被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钱或者做了一些教会认为的“好事”。在教区里找不到本地的主教，这是到现在也很普遍的情况。你能找到阿根廷神父，但你找不到一位阿根廷主教。在委内瑞拉，出生在委内瑞拉才有资格当主教候选人，在阿根廷就不用。

　　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外国主教都是保守派——他们也有可能不是。但这确实意味着，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神父、优秀和正直的阿根廷神父在为社会奉献了这么久之后，仍处在二十年前当我结识他们时一样的地位。他们仍然是教士，以本堂神父的身份退休，而他们本该是出色的主教。教会的内部政策把他们耽误了。

　　在镇压期间，教会的体制仍然和三十年代一样。科尔多瓦的大主教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向来都是很守旧的。阿根廷没有任何进步或开明的大主教，而是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人支配着教会政策，主导了主教会议。

　　我认为，镇压期间的冲突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主教们也开始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军队是维稳必须的。此外，阿根廷军队一直对天主教的某种解读很热衷，它基本上就是右翼长枪党的天主教学说。军队说服了梵蒂冈，或者对梵蒂冈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给军队单独设立了一个教区。于是，负责军队的主教获得了单独的管辖权。军队没有与当地的天主教人士融合，它有着自己的结构。军队的主教是真正的十字军，他们为施虐、暴力和其他一切行为辩护，也有能力干涉任一个教区。许多人相信，保守的主教是军政府的同谋，实际上是他们决定了谁将成为镇压的受害者。这不是由于教会毫无作为，或是忙于别的事务。只是因为，右翼教会的门对世界上的苦难者是关闭的，而又积极支持着军方。

　　阿根廷主教们曾有一段反对民主的历史。我记得，当我在七十年代第一次来到阿根廷时，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十九世纪的民主制度会让教会失去对学校的控制。政府将宗教从学校中分离。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但是宗教界仍将政治家视为敌人。后来，在七十年代，蒙特内罗们从教会中出现。然后第三世界神父也从教会中出现。主教们就用这些事实来证明，军队对教会事务的干涉是正当的，例如在年禁用拉丁美洲版本《圣经》或是在年对《教理问答》进行审查。

　　被监禁的神父受到的待遇比其他人更糟，因为我们被视为叛徒，被视为背叛了信仰。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站在他们这一边，而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是站在了另外一边，所以对我们尤为愤怒。我们有十二个人被关在了拉普拉塔监狱。我们的待遇非常糟糕，简直就像（集中营里的）犹太囚徒一样。

　　我们扪心自问，教会人士怎么能为暴力、酷刑和谋杀辩护，甚至参与其中，然后还能继续当自己的主教或神父呢？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教会和阿根廷社会：这也是对社会的反思。它不会减轻教会的责任，但它能够帮助解释。不仅是教会人士参与、支持了镇压。整个社会也是如此。那是一个已经麻木的社会。甚至在年，我记得在市政墓园里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正在烧尸体。我的意思是，他们直接就把在墓园里烧尸体这件事讲了出来。

　　好吧，官方的说法是，人们必须承担牺牲。说什么为了稳定，必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年11月，豪尔赫·魏地拉总统亲自宣布，为了阿根廷的稳定，任何人都必须在必要的时候去死。这句话在这里发表了出来，然后有些人说，“好吧，你知道的，游击运动很强大，所以军队必须要和它打仗。”但实际上，真正的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发生的不过是国家恐怖主义。

　　去年，我们的社会纪念了军事独裁二十周年。由于对军队的支持，人们对教会予以了严厉的批评，教会也丧失了许多威望和道德权威。教皇为新千年发表了一份文件，上面建议当地教会忏悔，回顾他们的历史、清扫他们的台阶——也可以这么说。梵蒂冈要求自我批评。好吧，年它尝试过。我们建议教会应当坚持真理。意思就是，如果教会或军方官员掌握对和解有用的情报，就应该鼓励他们把真相告诉我们正在议会中设立的什么委员会。虽然它目前还没有被设立。

　　我们给每个主教寄去了有关真相问题的信——大概有五六页。我们说，一个无法面对自身现实的社会将永远不会获得安宁。最终，在今年年底通过了一份文件，但它又被教会中更右翼的势力给否决了。去年（年3月）终于出现了一份折中方案，但这份文件着眼于其他人的过错，而对主教只字不提。在它对阿根廷社会的解读中，表明这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全面冲突，而教会则处在中间立场。起初对这份文件有过一些讨论，但最后都不提了。教皇（的说法）要比阿根廷主教们的文件要清楚明白得多。我们最初的那份文件和教皇说法一样——教会应当承认错误。但是阿根廷教会不承认它的责任。

　　我是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神父，从最开始的年5月到年或年运动结束，我曾担任过许多职务。阿根廷的社会动荡以及军事镇压的开始，这些都迫使我们结束了运动。我们积极与当局作斗争，努力实现社会变革。这就让教会内外的保守派和军方人士感到不快。我们的成员受到与社会、政治和工会活动家同样的迫害。十六位神父被杀害，其他人则遭受监禁、酷刑或流放。我们最终不得不中止这场运动，因为我们就和工会一样，连开会都没办法。在同一年，年的5月，穆希卡神父被杀。他是在我们运动中最知名的代表。当时我们发表了一些有关迫害、针对运动的攻击以及我们所发起的自卫的文件。

　　阻止我们开会的外部压力，同样也阻止了我们在博爱和尊重不同意见的环境下，对不同思想展开辩论。这场运动本来就一直在进行内部争论。在政治方面，有些人同意庇隆的观点，其他人则反对。有些人和马克思主义结盟，其他人则没有。有些人不把教会视为一个机构，其他人则不是。那是关于时代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必须对此进行讨论，因为它对教会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讨论了神父的政治义务和神父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什么都需要思考。可行动不是比思考更有必要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行动促使我们不断做出选择。当我们聚在一起时，就是在讨论如何与这个或那个进行斗争。所以，这场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一场行动的运动、是声援的运动，他是为了实现全国一切社会要求的运动。这里有各种需求——（于是产生了）罢工、游行、工作、绝食和抗议。庇隆归来使我们面临新的政治局势，在他死后的庇隆主义的危机更是如此。伊莎贝尔·庇隆签署了歼灭颠覆活动的命令，在她给军队的命令当中，我们是被当作颠覆分子的。

　　当时的教会高层也把我们当作颠覆分子。主教会议主席托托洛大主教是军队总牧师，他在道义上支持所谓“国家安全战略”的意识形态立场。托托洛主教企图用一份文件将我们逐出教会，在文件中他指出了这场运动的错误与异端，而我们用一份75页的文件回应了他，里面证明了我们所做的，正是基督耶稣想要的，也符合正统神学。在文件中，我们也解释了我们所理解的颠覆活动、革命、武装斗争、财产与解放。当时，在教会内部，困难在于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认为，采取政治行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从最得人心的政党与庇隆主义思想被禁止的那十八年间开始兴起的。我们与许多其他社会团体（包括中产阶级和学者）重新发现了庇隆主义的价值观。在年和年，随着庇隆主义的复兴，我们被允许投票选举。自年来，人民第一次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说：“够了！我们需要政治选择！”

　　好吧，在教会外面，军队的情报部门把我们当成想要摧毁民族、摧毁阿根廷传统的人。他们说，我们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对话是不可能的。他们从没试过和我们对话，只是给我们扣上帽子。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几乎无能为力。我们努力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在我们的社区内寻求支持。我们得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主教——在七八十个主教里的不到五六个——的帮助。年之前，我们一直在公开场合演讲，之后就不行了。整个国家开始陷入黑暗，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如此。庇隆死后，军队就在为政变做准备。为此进行了审查制度与迫害。

　　在阿根廷的五千名神父中，约有四百名参加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遍布全国。很少有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大约七八十个人里边只有十五个。更多人来自内陆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每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神父都被称为第三世界神父。甚至修女们也用“第三世界神父”来称呼那些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社区与人民共事的神父。我们是一场运动，但我们只有很小的组织，没有组织关系或名单。它是教会内部思想和行动的潮流，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所有具有这一责任感的神父都被称为第三世界神父，即便他们并不属于这一运动。这里没有成员资格要求，会议都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嗯，在被当作成员的四百人里，我认为有两百名成员在镇压期间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迫害。我本人也受到威胁，他们叫我离开阿根廷。

　　我从教会那里收到间接警告。它根本没有保护我们。我必须照顾好自己。政变之后，我决定留在这里，留在我现在所在的同一所学校里。军队掌权后，盯上了所有人。有一份神父的名单，所有参加公共活动的人都在上面。由于我们不是秘密的，而且我们在文件上签名，进行谈话并支持社会活动，所以我们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是陆军推翻政府，但这一次是三军一起，因为他们决定让整支军队一起对每个人进行清算。这是一个默契，它到今天仍然有效。

　　其他人也问过我很多次，我们是怎样幸存下来的。首先（笑）因为上帝不想带我走。其次，因为他们不敢把我们所有人都带走。他们本来能把我们全都带进地狱。把我们全都消灭，好吧，我不知道政权是否能够承受消灭一百名神父的代价。第三，军队与教会代表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他们会定期讨论教会成员的情况。军方会拿出名单，上面有记录、说明以及由于演说或颠覆活动被记上的神父名字。然后主教会和他们说，“这个人不是颠覆分子。”对他们来说，颠覆分子就等于武装团伙。总归是非法的。

　　主教委员会由三名地区主教代表组成。他们要求军队证明这些神父有做过非法的事情。主教说，“如果你们不能证明神父从事非法活动，比如加入武装组织，那么他就不是颠覆分子。”我不属于任何武装组织。他们没能给出证明，因为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如果他们绑架我，那可能因为他们不喜欢我。这是主教提出的要求。但是主教没有关心和武装组织有任何关系的神父。他们遭到绑架并被杀害。

　　有一次，我被叫到联邦警察协调处做思想调查。他们放了我一马。他们没有对我采取行动，而是给了我机会来解释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我出来。我受到思想上的审问。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作为神父会有这种想法。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危害人民的事情？他们说，我们就是在把人们带入共产主义、带入死亡。

　　问：你们有没有因为没有鼓吹将军们需要的思想而遭到批评？

　　不（笑）。还好吧。后来，当他们再次要求我离开国家时，派了我的一位朋友以神父的身份来找我（后来我发现这个朋友是军队牧师）。为了帮助我，他派人告诉我，我在一份名单上，有可能遇到事故，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国家。当时发生了许多起“事故”，安赫雷希主教的事故就是其中之一。

　　我留了下来。你看，当我被告知有人要来找我时，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不知道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或者他是不是要从对话中挑出我并没有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制度。如果我说“我要离开了”，那就表明我参与过某些事情。如果我说“我什么也没参与。我只是在宣扬自己相信的东西，做我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就会非常危险。出走的路线和证件之类，他都给了我。这位牧师托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教友把这些东西给了我。如果有神父来和我说话，我会非常小心，但至少我知道是谁在和我说话。但如果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来找我，那我就没法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啊，真的感谢你的到来”，我最后就这么说，但没做出任何承诺。这次见面一共用了二十四个小时。

　　问：所以你留了下来。显然，你没有跑路。那么你还出门上街吗？

　　我要先留个神（笑）。比起其他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其他神父都没有出门的机会。他们不得不躲藏起来，否则就要被关进去受刑。主教把他们赶出教区，或者他们必须得出国。很奇怪，我得救了。但是，有许多神父献身于这一运动，我想，这就是他们不敢杀死我们的原因。他们得杀死许多神父。这就是他们针对性地杀死穆希卡的原因。

　　问：在你看来，是谁杀了穆希卡？

　　洛佩斯·雷加手下的三A团。

　　问：梵蒂冈对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力吗？

　　教廷大使皮奥·拉吉的角色具有争议。他帮助了一些神父与教友逃走了。但梵蒂冈会怎么说？这是阿根廷主教的职责。皮奥·拉吉说：“不要问我大主教和其他社会或政治机构怎么会袖手旁观！”他们对军方的大部分行为都达成了默契。而镇压的具体行动是尚不清楚的。有人提到绑架和谋杀时，许多人都不愿相信。红衣主教阿兰布鲁说，颠覆分子生活在欧洲，失踪者也在欧洲。那是在撒谎，他们都被埋在了一起。而且，要在红衣主教和我的话之间做选择的话，大多数人会选择相信红衣主教。梵蒂冈也听红衣主教的话。

　　问：你说教廷大使的态度引起争议。它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争议？

　　年，他接受了在罗马出版的意大利报纸《天国》（ilRegno）的采访。标题是《本该做更多的主教》（Dibisognodifaredipiu），意思是他们应该做得更多。主教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也提到了镇压，也给囚犯说过话，但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没有像智利和巴西的主教那样，后者除了语言之外还采取了行动。原因就是，阿根廷的保守派教会领袖和军队的看法是一致的！这要比他们的宗教信念还要强大。我认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并且支持军队的所作所为。随军总牧师与一些神父在神学上为酷刑辩护。这是一场反对国际颠覆活动、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一场圣战，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将会毁灭教会。

　　问：这是一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国家，教会对人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权力。在这个国家里，为什么教会人士没有更加进步呢？然后，你是怎样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的？

　　对这方面进行过许多研究。有的从教会的起源入手，或者从教育、从它缺乏共情能力等很多原因……还有从他们的恐惧和教权制度来进行考察的。他们比教皇本人更加天主教。我的观点和他们不同，这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受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启发的讨论会中形成自己观点的。我们是在那个环境下形成思想的。在六十年代，阿根廷发生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我们怀有强烈的期盼。那个时候的拉丁美洲处在革命的氛围当中。在那时，摆脱了偏见与宗派主义的思考方式得到了发展。但主教们更关心的是反共。

　　年，我是圣十字教堂的本堂神父。那时我快要40岁了，对我来说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因为，在阿根廷，在几乎整个拉丁美洲，我们都怀着同样的梦想：我们能够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人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并实现公正的世界。我们的国家经历过许多独裁统治与军事政变。因此，尤其是在叛逆的青年中，人们的心中涌现出了希望。在麦德林的主教会议之后，教会中也对我们所谓的“新人”产生了希望。年，十八位第三世界主教写了一份文件，许多阿根廷神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由此产生了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运动。

　　这场运动 　　年，教会与庇隆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在人民与教会之间造成了分歧。人们继续给孩子受洗，但他们拒绝了教会。因此，第三世界神父走近人民，试图在教会与人民之间，或者说，在教会学说与庇隆主义理论之间建立共同的基础。好吧，后来游击运动出现了，其中一些人也是天主教徒。为了信仰，他们在内陆地区和贫民窟展开了活动，这就导致了年的事件。被称为“三A团”的一支军事力量出现了。他们在年就开始活跃，但在庇隆死后变得更加强大。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政治非常腐败。但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相信当选的坎波拉，然后也相信庇隆。不仅是年轻人，我们神父也没有对此抱有许多怀疑。

　　在那段时期，有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发生了。以前从没有过自己组织的农民也建立了一个协会。当协会的领导能力发展起来后，它组织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文化、体育及其他活动。教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成熟了，从教会中独立了出来。他们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此外，他们也和游击队非常亲密。

　　在我看来，游击队是首先进行思考的组织。任何改革的尝试，都由于镇压而无法进行下去，他们在得出这个结论后，才参加了游击队。有人认为游击队是在和民主战斗，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在游击队存在之前，我们曾经受了许多年的压迫与沉默。

　　问：第三世界神父与更保守的教会势力之间是什么关系？

　　唔，主教们更喜欢听话的、不会给他们找麻烦的神父。第三世界神父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得到了容忍。有一些人支持神父和乡村运动，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人。这些神父也是圣职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也许一共只有两百人，但他们不一定是唯一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比方说，我不属于这个运动，但我能和他们想的一样。由于他们在布道时关于正义的发言，政府和警察把他们叫做“第三世界神父”。嗯，不光是谈论正义。他们还谈论现实。只有谈论天堂、德行的神父才被认为是好神父，对吧？三A团将穆希卡神父谋杀了。

　　许多第三世界神父想要和穷人生活在一起。对于神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儿童的死亡、日常发生的露骨的不公正，有时候就会激起暴力的反应。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这说明了这些人的献身带给人们的力量。

　　嗯，我在年有种感觉：我们将不可阻挡地跃出悬崖。在此之前，我认为政治家、掌权者与教会，他们谁也没有做出反应。暴力事件非常可怕，那是街头上的暴力。而我们什么也没做。本来有可能对总统进行审判，让一位平民担任临时总统，召集选举，做点什么而不是接受军事政变。我在今天也感觉到了同样的事情，经历了所有的腐败……

　　好吧，由于军事政变之前的暴力活动，一些人对政变表示欢迎。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条出路。军队则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我完全不这么想。我为这个国家没能做出反应而难过。几个月后，我收到去波多黎各学习五周的指示。大约在那个时候，年7月4日，帕罗廷修会的三名神父和两名神学院学生被杀。到了八月，安赫雷希神父被杀。于是他们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回来。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军方给教会打了招呼，他们说我要被杀了，因为我是个颠覆分子。我受到了威胁。他们正在找我，然后我被警告不要回来。

　　问：你并不是第三世界神父的正式成员，但他们为什么也盯上你了？

　　在教区里，我们一直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你们在给他举行弥撒的？

　　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偷偷做点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在太阳底下。半条街之外就是国家情报处的办公室。

　　那会，我差不多是这里最高级的神父。当时有一些对我们的批评，对来这里做弥撒的人与忠实的人们的批评。由于我们的活动，一些人离开了教会。另一些人则为此来到这里。我们做任何事都会受怀疑。如果在你们的组织里有年轻人——对的，阿根廷的所有年轻人都受着怀疑。如果他年轻又留胡子，那么他就更加可疑了，如果他又是大学生，那就还要更加可疑。而如果他年轻，留着胡子，是一名大学生，还为穷人工作，那么他显然是一个颠覆分子。你能理解吗？它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希特勒有逻辑吗？嗯？道理是一样的……

　　我去了西班牙，直到年12月才回来。一天晚上，当我在午夜时分返回教堂时，这里到处都是涂鸦：“共产党神父”、“游击队的老窝”之类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写这些。无论如何，在这里有很多年轻人。情况就是这样，对吧？

　　为了描绘一些当时的印象，我要告诉你一则轶事。一个星期六下午，当时我正在洗礼。一个短发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告诉我，他想和我谈谈，我让他等我完成仪式后再来。他在门口等着。他告诉我，“我是耶稣基督军队的少尉”。我说，“我头一回听说耶稣基督还有一支军队。”他回答说，“是的，我属于一支和共产党、游击队、无神论还有所有人打仗的特种部队。”我告诉他，“有些游击队也是天主教徒。”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就像你说的这样，你来自耶稣基督的军队，可我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存在，但游击队里，有些人是因为信仰基督教才参加游击队的。”

　　“如果让我找到一个游击队，我会把他杀了。如果你告诉我某个人是游击队，我会把他杀了。如果我把人杀了，那我只是杀了他的肉体。我把他的灵魂献给了耶稣基督。”然后他和我说，“哦，既然你说有游击队是天主教徒，我记得有两个犯人，他们都是年轻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被绑着扔在地上，当我要杀他们的时候，听见了他们正在祈祷。啊，所以他们应该是天主教徒吧。”他说他开了一枪把他们打死了。那是在图库曼。太疯狂了。当然，游击队也做了失去理智的事情。想象一下，我们假设有一个神父是游击队，他在教区里制作炸弹——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这就和其他事情一样荒谬。

　　警察从来没有打断过我们的会议，但有时警察就在里面。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有某些晚上，在开完会后，警察就在门口盯梢，然后他们开车跟在走路回家的人后面。或者他们直接就走出去跟在他们后面。这很吓人。这是为了吓唬人。实际上，他们跟踪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失踪。

　　好吧，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在最糟糕的时候，刚开始我晚上都不回家。他们有两次到教堂去找我。我的上级告诉他们，当时我并不在家。我没有遇到他们。其他一些人在当时被带走了。我认为帕罗廷神父被带走是由于几个原因。首先，因为他们在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社区。而上层中产阶级对政变感到很高兴。此外，许多军人——也就是和我们的寡头联姻的军人——也住在那个地区。还有许多年轻的活动家也和帕罗廷神父们在一起。最后是他们的布道，这些布道对他们来说可能太过强烈了。他们觉得这是在批评自己，而不是在说游击队。他们在批判不公正和暴力。

　　问：和他们一起在贫民窟工作的年轻人是上层中产阶级的孩子吗？

　　是的。他们害怕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会思考。他们能自由地献出生命。而老一辈把自己和生活拴在了一起。大人发起战争，青年则为之而死。

　　问：一些士兵是不是也很年轻？

　　我不认为使用酷刑的是只有19岁的士兵。我知道，士兵也在军队中失踪了。男孩们不是只要在里面待一年吗？他们失踪了。阿根廷年轻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

　　我认为军队不够聪明，他们没有远见。我觉得，有人让军队相信……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要毁灭这个民族，而他们是这个国家仅存的良心，只有他们才能抵挡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另一件原罪——共产主义反对我们的基督教生活方式，你懂吗？于是，他们接过了国家和宗教的旗帜。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军人，你就必须受洗。

　　问：你能否说明，教会为什么被认为是支持军方反对人民的？

　　似乎……我说“似乎”，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他人的想法，而对于这个话题没法得出一个绝对的看法说：教会并不关心经济问题，只是害怕左翼运动、害怕革命运动、害怕教会内部产生的质疑。阿根廷人民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的受众是中上层阶级。他们参加弥撒、为孩子洗礼并在教堂里结婚。军队也信教。教会在军队中也有神父，也就是随军牧师。因此，军队和教会是两个相当重要的机构。他们原则上是保守的。然后我要说的是，军队中的一些牧师，他们比起圣职人员更接近军人。

　　贝尔南多神父所在的这所教堂为五月广场的母亲提供了集会的场所。年12月8日，在这座教堂的院子里，海军中尉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向军队指认了这一组织的几位主要母亲。以为失踪的兄弟哀悼为借口，阿斯蒂斯渗透进了母亲们的运动。在当天和接下来的几天内，这个组织的十四名成员失踪了，包括两位法国修女。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译者序言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面对国家恐怖主义（一）

　　　面对国家恐怖主义（二）

第三章暴力的历史（一）

　　　暴力的历史（二）

第四章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庇隆以后的军政府

第五章工会运动

第六章一场短暂的革命（庇隆归来）

第七章肮脏战争（一）

　　　肮脏战争（二）

第八章非法监禁

第九章“进程”（一）

　　　“进程”（二）

第十章革命者与动摇者（一）

　　　革命者与动摇者（二）

第十一章图库曼省

第十二章媒体与国际背景

第十三章深刻分裂的教会

第十四章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本 　　在年的寒春，冷热不定的气候中，这个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简单说，是社会斗争的历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至今为止，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尚未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 　　为什么是彼得格勒？因为-年间的彼得格勒，发生了太多促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迹。而这个 　　最后，希望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收信人手中。欢迎投稿。邮箱：su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