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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富汗的形势在许多方面与中亚及印度北部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阿富汗是两大殖民国家竞争的产物。赫拉特最终并入阿富汗之后，从19世纪50年代至年，英国为穆罕默德查依王朝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年）提供最后的保障，并为其划定了边界。这片由英国和俄帝国有效创立的领土，被赋予了阿富汗这个名字，尽管在这个国家内部，“阿富汗”仅仅是指普什图人。这一穆罕默德查依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并未伴随着现代统治方式的形成而巩固，国家依然是众多部族（其中普什图人占据主导地位）组成的松散混合体。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两位继承人：希尔·阿里汗与阿卜杜勒·拉赫曼汗，都继续致力于整合阿富汗领土，但是在国家的内部建设方面却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一地区有着殖民主义的外壳，内部却依然是一个部族制的国家。

从理论上讲，阿富汗与伊朗十分相似，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它连恺加王朝所享有的独立程度都达不到。作为殖民列强之间孤立的缓冲国，阿富汗没有参与到伊朗、印度与中亚知识分子的现代政治运动之中。不论是像伊朗那样由国家自上而下，还是像其他相邻地区源自下层知识分子那样自下而上，任何类型的民族现代化运动都未曾在阿富汗出现；甚至那些对所有国家都有着巨大吸引力，并可以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现代交通通讯设施，如铁路和电报，都被阿富汗坚决地拒绝。

下一位埃米尔哈比布拉汗引入了印度阿里格尔现代教育模式的一些雏形，而由马赫迈德·塔尔齐效仿青年土耳其运动所领导的一小部分青年阿富汗党人，也开始推动该国的现代改革。但是这些有限的行动仅仅局限于社会统治阶层中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进入到国家政治决策领域，也没有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

阿富汗依然受制于强大的部落影响并处于孤立状态，更由于缺乏上层或下层的民族运动而陷入内部分裂之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曼努拉汗执政时期，这类民族运动才开始出现。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形势随着世界大战、革命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而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在新时代里，整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不再仅仅是界定与谋划，而是开始为民族建设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

在中亚，新的苏维埃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相继成立，其后又进一步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划分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在塔吉克斯坦划出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共和国）。建立使用突厥语言的单一突厥人国家的革新主义泛突厥梦想，因五个民族国家的成立而被彻底粉碎。这五个国家中有四个使用突厥语言，还有一个塔吉克斯坦使用波斯语，可是语言民族主义的原则却被广泛运用。

许多领土是依据语言及假定的共同历史来确定的，将该领土上的人口称为单一的人民，并保证让其成立单独的国家，这就是在年被称为民族一区域划界行动中所采取的行为。当然，这些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重要的偏差。哈萨克斯坦包含有白几乎同等比例的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而他们又都不占绝对多数；然而这个国家仍被命名为哈萨克斯坦，以表示这是一个哈萨克人民的国家，是一个讲着同一种语言、属于同一块土地与国家的民族，即使他们自己在这里也居于少数地5位；这也就是被人们熟知的“名义民族国家”政策。另外一个例外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在其内部设立了一个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以将操不同语言的民众单列出来。

同样的情况在塔吉克斯坦设立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此和，经各自民族汇果于一不紧的的民族共和国边界之内的意国）时，也有发生。但在各个共和国内，却分布者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最无所的者儿平可以说是反常的例子，就是将以增言克人为主体的批出，的库城市划人乌效别克斯，而不顾塔吉克人是如何的沮丧。但那降这两座城市已完全被乌兹别克人的领土所包围。

如果将它们划归增，大量的乌兹别克人口也要被纳人到增言克斯理。如果按照纯粹上义的逻辑，哪一种解决方式都无法令人满意；而这也正说明，这种民族主义逻辑是如何的不适宜。由在全球范围内各文化集团大多处于混居状态，也几乎不可能寻求完全纯粹的单一民族体，因此相互间只能进行妥协。可是，民族主义却试图创建这样的单一民族体。

前苏联政府体系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有意识地推动突厥语和塔吉克语（实际上是波斯语）成为全面现代化的语言，以保障在其内部共和国的语言具有完全承载知识的能力，并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也包括在政府工作中广泛使用。与之相伴的还有干部职务任命方面的“本土化”政策，即本地人在入党及加入国家机关方面具有优先权。新的国家需要建立他们本民族的政治与政府领导层，建立自己的文化机构，不论是学校还是博物馆，广播电台还是芭蕾舞团，当然还有自己的语言。

新的民族纷纷建立起来，并都有着相当鲜明的特征，建立过程有些是自上而下，有些则是自下而上的。这些进程的第一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完成，它直接导致了那些传统的前革命时期革新主义知识分子泛突厥梦想的彻底破灭，以及30年代为塑造新一代苏联知识分子而对他们进行的残酷迫害。这就是苏联的所做所为：尽一切可能发现具有密集人口的领地，创造出大量的新民族，并为他们创造单独的语言。

人们通常认为，这里的民族主义与新的苏联民族都是不允许拥有独立地位的，它们都受到苏共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管制，但是前苏联的政策实践并非如此。不过，在前苏联的实际工作中，它也未能免于几乎整个20世纪里猛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冲击。

加拿大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运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运动以及英国的威尔士与苏格兰独立运动等，都是在一个较大的国家境内获准开展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寻求民族独立的事例，但它们都遵循着与宪法一致或协调的立场。在严格的宪法限制框架内，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法存在，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是自由民主权利的一部分。

年之前，印度国内的一些政党发起了一系列的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主体性民族，一系列的，又按到意地改争取独立国家与政党的建立，环性民族，随后它们的目标义度的宪法发挥作用。与苏共施加于苏联、或是欧盟（包括其早期形态）对其成员所要求的原则相比，它是一个意识形态与传统手段的混合体。就施加控制的紧固程度而言，苏联体制属于这一原则的一个极端，而欧盟则是另一个极端，但在意识形态相争的核心领域，其本质上的相似性是无法忽视的。

但是苏共本身是不承认任何民族主义的，事实上它持续地对后者进行谴责，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力图在各个共和国建构与领土相联系的统一体系。无论政党或共和国，都只能以下述方式代表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只能是共和国领土范围之内的民族的代表；这样，在哈萨克斯坦的党不能正式为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哈萨克人说话，鞑靼斯坦也不能代表哈萨克斯坦的鞑靼人，以此类推。

这种情况对原本属于塔吉克城市的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的塔吉克人来说尤为突出。而即使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也不能对哈萨克斯坦涉及俄罗斯人的问题公开指手画脚。这些政策与实践源于列宁的思想，即防止任何政党拥有一个民族的整体代表权。不论是犹太工人总会对犹太人，还是那些试图代表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或鞑靼人的组织，都是如此。

这样，民族乃至民族国家，就在没有主权的情况下被创立出来，并与苏共对苏联的指导原则相一致。在小片区域内创建的民族，依照其之前的历史，并无形成民族的可能性，但在对民族主义充满敌意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之下却出现了。

不过，苏共的结构与实践存在着一些晦暗不明的成分：（苏共）分设于各共和国的分支机构总体上与当地民族合为一体，最初在斯大林时期的口号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到斯大林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却令人难以察觉地一步步变成为“民族主义的内容，共产主义的形式”。党的领导人，尽管他们本身是党员，又必须遵守相应的纪律，却同时更多地转变为他们所代表的共和国或地区民族的领导人。

结语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民族国家。一旦它们拥有主权，它们就会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正如年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苏共在塑造民族方面的内在成功，以及随后民族与党的象征性地位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苏联政权的稳定性，但同时原因所在。它也是年之后对异常强大的颠覆力量，除塔吉克斯坦外，中也成为年中亚地区脱离联盟并和平解体为五个稳定的独立民族国家的亚政权保持着惊人稳定性的原因。但是，即使是塔吉克斯坦，其领土安排也未受到质疑，而其政权，尽管经历了使国家精疲力竭的内战，也依然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