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３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这使作者不由得想起发生于上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在此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纪（至少在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而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曾长期处于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可归于当时中国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古罗马称霸地中海的情况相似，这种生产方式带给中国军事方面的影响是剌激了中国陆军及以攻占地理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所处的特有的地理环境，也使中国上述军事特点得到强化。

　　俯察中国版图，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发展出象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象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屏障给中国国防史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的安全环境，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有条件积累足以在未来战争中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事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也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一粒苦果。最安全的地带往往也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南顾之忧，中国古代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剌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及以攻防地理要塞为目的的陆权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军事为主题。正因如此，当西方炮舰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用海上出击的方式，而以“高筑墙、广积粮”战法与洋人交战。这样的国防到近代又怎能逃脱丧权辱国的命运。

　　由英国工业革命及远程航海技术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即海上对敌国进行纵深打击的战争模式，在19世纪下半叶已广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一方面，保卫海上商业利益，带动了造船业和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扩张的地面战役（比如英国在印度、阿富汗地区）中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促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作战方式逐渐从陆战转向海战。这种海上作战方式的改变使英国在19世纪中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拥有庞大陆军的中国；日本东施效颦，在甲午海战中也打败中国。中国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中被迫割让了一系列主权。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在中国即将被彻底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参战迫使西方列强暂时放弃东方。真是侥幸，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中国版图，实在难以设想。

　　但问题并未终结。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争模式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空战的出现。如果说对海战及制海权最先进行理论总结的，是生活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ledThayerMahan-)，那么在理论上最先意识到制空权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GiulioDouhet　-）。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战场。在人们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之后不久，就会意识到制空权将变得与制海权一样重要。杜黑的这种超前意识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最先采纳并迅速转变为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方式；这种新的作战模式使二战中的德意日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占据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凭借空中优势，赢得了对华战争的初期胜利，并使中国自甲午战败并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等岛屿后，其东部地区再次被日本分裂为数个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府。中国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对华战争没有进一步扩大为对美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对亚洲的战争只限定在北纬３０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那么，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很可能继续采取绥靖立场。如果历史真是这样演变的话，今天的中国版图，真是难以想像。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那么，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高科技革命则无情地改变着本世纪末并将进一步改变下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１８４０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后怕的经验。然而在90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上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捷匈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４月６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这层意思。她说：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２０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是１９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而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都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都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于是，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自１９９７年底开始设“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其首要职责是“促进中国与达赖喇嘛展开真正的对话”，同时还要负责“推动对西藏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的保护”。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日美国政府任命朱莉娅·塔夫脱为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３月１１日，塔夫脱在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简报时表示，美国必须帮助西藏保护其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在西方的推动下，世纪之交，西藏问题将向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发展，西藏地区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将进一步升级。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２０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两次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联接的平面模式向陆海空三维立体模式的转变；21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同等国力条件下，谁掌握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空权和海权，也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可能再次被分裂的现实，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我台海乃至西藏地区的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起码的有利于我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国家安全环境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对建立在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一种只具生存而不具发展功能的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小农业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与该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相联系，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以保卫和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及相应的以防守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这一时期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考虑基本是从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出发的：一国对他国安全环境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胁。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国清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乃至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弃之如履的另一层原因。

　　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及建立其上的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到近代发生了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到对价值的追求，追逐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则在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不再表现为对一国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而是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这使人类对安全及其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即：国家安全主要是与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概念；对一国发展条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条件的威胁，就是对该国安全的威胁。

　　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快（30年代苏联的发展道路是一个特别的例外）的方式。利润，这一近现代经济的绝对动力又使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国家最终改造成为世界性的国家；由此近现代国家的安全观念，也从对保卫生存条件的考虑转向对保卫获取利润条件的考虑。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的认识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竟是一个由海洋贸易线上的岛屿而不是陆地为主要基点联结而成的画面。

　　对此理解最为全面和透彻的是马汉。他在美国崛起并对世界市场产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权理论。在《海权中的美国利益：现在和将来》一文中，马汉说：“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1］“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１、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 　　20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19世纪上半叶，英俄为争夺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展开长期的较量。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地区扩张。这与英法利益发生冲突。年俄国在与有英法等国支持的土耳其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与今天俄国在阻止北约干涉科索沃无效后必将全力从中亚和南亚打开出路的情势相似，当年的沙俄在克里米亚失手后便集中全力与英国在中亚及西藏地区展开争夺。19世纪80年代英国通过武力取得了对阿富汗的宗主国地位之后，英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与俄国发生直接冲突。为此，英国需要中国的力量向西部新疆地区伸展，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划出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20世纪初，“西藏问题”逐渐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内革命情绪高涨，中国又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此时，英国也开始推进分裂中国西藏的步骤。１９０３年英国从大吉岭出兵经亚东直逼拉萨，次年用武力强迫西藏地区政府签定非法的《拉萨条约》，企图把西藏地区纳入英国控制范围。１９１４年英国麦克马洪又与西藏地区分裂分子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草签“西姆拉条约”，使中国西藏地区失去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后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及一战爆发才使得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企图没有实现。

　　20世纪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80年代中国的崛起和90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却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于是，在下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则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因此，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北约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后，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比20世纪更为严峻的形势。?

　　三.与30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不是没有，只是开发成本太大以至影响效益），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门罗总统以后美国面临的形势部分相似──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的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下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50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若长期处于弱势，则21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代亡国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国家力量。经验表明：要想与美国合作，你就必须具有实力。20世纪初正是中国的软弱才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合作的愿望投向日本。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日本在本世纪30年代前曾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挤走了俄国人和美国人，但中国不应在亚太地区步日本排挤美国──与美国排挤中国一样都是非常不明智之举──的后尘。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70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已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深受杜威学说影响的美国人是彻底的实力和现实主义者。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4］但在中美谈判桌上，中国不想赢得更多的东西，中国只想保持住自已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本属于中国的海权利益。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已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70年代启动的中美关系良性互动时期，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贴近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20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与美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极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政府为中国长远利益所作的极具远见卓识的努力。但中国在为长远目标而作出上述努力的同时，也必须弄清中国近期目标所在：是为贸易或是为赢得时间，还是为取得美国在台湾和南沙及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最后一项选择在中对美军事实力处于较大弱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第二项选择与80年代比留给中国的余地已不多了。如果二三两项所获不多，而放弃第三项对中国也绝无可能，那么，第一项选择对中国又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中方在与美贸易上也一直处于极其委屈求全的地位。问题是，中国作出这么大的让步之后，是否可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南沙乃至西藏问题立场的理解或至少象尼克松时代那样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合作呢？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象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进行认真和迅速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从近代中国经历的战争看，中国政府失败并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现在就应优先迅速。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这是不是说：中国应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呢？不，绝对不是。只要台湾不仅口头而且在行动上不走向事实独立（比入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或与周边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军事联盟等），大陆方面将尽最大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海统一问题。但中国必须拥有随时可以动用有绝对把握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备不测。只有如此，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才能听起来掷地有声；只有如此，台海两岸才可能避免发生对后果无法负责的行动。

　　四.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80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5]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已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采取符合时代变化要求的经济发展道路，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得以幸免于难；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已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象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已成为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就不会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详解见后）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象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今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重复昨天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为不得罪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6]结果换来的是１９４１年日本对美国的轰炸；当太平洋战场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强吞其堂哥执政时结下的苦果：在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为了使中国抗战到底并与美国结盟，他顶着英苏的异议，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二战后，美苏出现冷战，处于顶峰期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自认可独霸世界，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又开始老病重犯：5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国与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等签定一系列军事条约，对中国形成一道月牙形的遏制锁链。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又发动越南战争。至70年代初，长期陷在越战泥潭中的美国已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合作，其在亚太已独木难撑。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冰冷的气氛中从大西洋彼岸向中国伸出寻求合作之手；70年代末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发起咄咄攻势，美国更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意义，１９７８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再次进入良性互动阶段。如果了解这段中美关系史，就会认识到：美中关系才是亚洲稳定的历史基石。现在美国又再次进入顶峰时期，此时美国一些人似乎忘记了历史，又旧病复发，即在顺利时又开始犯忽视中国的错误。?现在需要美国回答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肯定，今后在亚太地区就不再需要中国的帮助？别的不说，就说达赖在美国的支持下若真的实现了西藏独立，美国政府考虑过没有：届时谁来填补这一地区的政治真空呢？靠达赖”？只要看看周边的国家实力，就知这显然不可能；靠美国？美国把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投到这远离海上交通线的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上世纪英国政府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有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象鸦片战争那样过于激烈的行动。那么靠印度？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麻烦。别的不说，仅印度那如剑插入印度洋的版图就对美国的海上利益形成相当的压力，如印度在获取远程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后，再获取西藏地区并在波斯湾侧翼崛起为一个新的大国，这并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情景。如果事情真到这一步，届时美国的西藏政策就会再回到上世纪英国的思路上来，即让中国控制西藏，最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今天美国和印度的政治家们在忙于眼前事务时可能没有考虑这么久远，而现在笔者沿着克林顿政府的思路为其指出上述可能出现的历史后果，这有助于美国乃至印度正视与中国合作的长远意义。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19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20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注释：［１］［２］［３］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１９页，第３５１页，第３７９页。

　　［4］理查德·尼克松：《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３页。

　　［5］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直到１９９２年在南方视察时还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至今一个也没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它看作已被解决并为时代表现出的“主题”来看待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是认为“世界和平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可提供给中国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详见拙文：《关于时代问题的跨世纪的思考》，载于《世界问题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6］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但西奥多·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８页，第６５页。

入股人生

近几年，炒股的人多了。自己是外行，见人家玩得红光满面，不禁也关心起股市，读起股书来。几年下来，感受了股市涨落，见了股民的血本博杀，我竟从中悟出哲学来。

　　玩股的人都说，股市成功，半靠判断，半靠运气。判断已不易，运气则更需胆识。其实，人生拼博亦如玩股：以生命作资本，以社会为股市；人生旅途，“熊”来“牛”去，全无定律。若察其中精彩者，多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玩家。古时曾有人问吕不韦：何为赢利最丰的投资，答曰是人。结果，就在别人经商，炒土地，发大财时，吕不韦则倾其心血培养出了小赢政即后来赫赫有名的秦始皇。秦始皇竟赢得了当时的中国！当然，一般百姓与官宦人家不可作简单类比，但作为人生投资都与股票同理，即以有限的投资去获最大的收益。成功与否，除判断精明外，还要靠一种作人的豪气。比如，“文革”中知识被冷落到极点，可陈景润则在此间拼着性命做起了后来日见升值的知识“股票”，此后，社会上就热起文凭。然而就在人们为搞文凭走火入魔之际，有人――比如今天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已将人生押注于实业，这些人便成了后来的英杰。经了这段刚过去不久的历史的人，不难悟出：随波者必败，逐众者必被“套牢”。股票也罢，人生也罢，盖同此理。

　　今人心如火，商事如荼。以往曾在文凭热中成功的弄潮儿，也产生了一种失落感。然其中亦不乏有大气度，下大赌注，并获大收益的人。如陕西作家陈忠实即是。陈忠实的名字是我七十年代上中学读《陕西文艺》时知道的，前阵《白鹿原》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从我知道他的名字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由报刊知这些年他一直忠实于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如果了解了这些年社会价值导向的变化，不能不承认，若没有一种胸怀，一种骨气，一种难得的历史使命感，一种西北人特有的“豁出去”的豪气，人极难有如此冷静的选择，当然也不会有如此大的人生收益。这些年，热浪滚滚：从政热到出国热，股票热到房地产热，从房地产热又到公司热，接踵而来的又是文凭热，整个社会显得不安浮躁;与此同时，陈忠实投入的精力、时间，一句话，几乎整个人生中最宝贵的阶段，已结下的丰硕的成果。陈忠实对自己的选择是这样解释的：“我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年龄大关的恐惧，我必须抓住五十岁之前这几年，沉下心来完成一部象征自己生命的作品。”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用生命追求艺术最高境界的作家，中国文学事业才有了生生不息的进步。

　　人的悲哀在于随波逐流，究其因不外名利二字。今人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人生的本末，只有老来才知名利场的骗局，才会知道只有那种踏实肯干，全力为人生大目标执着奋斗的人，活的最值，赢得最多，人作的最有骨气，同时也最值得人们尊敬。

四十岁，真好

　四十岁，是人生的秋天。秋天已没了鲜花绿叶，留下的只是果实和无法虚荣的树枝。在它眼中，春的生机，显得稚嫩；夏的繁茂，过于浮华，秋才是真实的季节：该走的都走了，留下的就不走了，就象人生舞台。

　　四十岁，真好！四十岁的人已经平和。作人作文，已没“欲赋新诗强说愁”的虚情。四十岁是人生的收获季节，收获人心是平和的：电影中的丰收喜悦状，只是给渴望丰收的人看的。文学的世界，在四十岁人眼中，大多是倒置的。

　　正如春播的人渴望秋收，四十岁的男子最易引起少年春天的幻觉，在少女的橄榄枝前也易冲动。有了一段体验方知那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时的男子在事业有成中开始收获，而此时的少女则梦幻在新的人生中开始春播。没有经历的少年对自己的期望值是很高的，犹如面对黄昏时巨大落日，少年最易生发出夸父般的豪情而不知那是一份不可及的美丽。因此，这种立在错觉上的感情，一落实处即会失望。四十岁左右的结发夫妻，都有生活坎坷的阅历，就容易体会出风雨同舟后的感情。爱情的基础实在不主要是青春和美丽，而是同甘共苦后的体验。感谢上苍，我在四十岁时得到了这份体验。四十岁，真好！

　　人至四十，好在不惑。四十不惑，是由于他有了人生的立场和方向。四十岁前，人想得最多的是为何而生，知道了生的目的，生的喜悦就化为平静；四十岁后，人想的最多的是为何而死，知道了死的意义，死亡的恐惧就可置之度外。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然而真正形成比较成熟的人生观和政治方向的年龄，是在四十岁前后，因为这时的人已有了阅历。就我四十岁的感受言，我的立场就是祖国，中国人民的进步与富强，是我终生奋斗的方向。生于斯，死于此，无怨无悔。

　　有人会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等价交换早已代替无私奉献。殊不知，公司有大小之分，交换也有不同的内含，我服务的“公司”是祖国，我的老板是人民。在小公司干，为的是一份薪水，为祖国和人民干，追求的是人生的光荣，光荣也是一种品牌，而且是无法估价的品牌。都是一生，何不为自己的祖国去奋斗。对于功臣，祖国和人民回报他的远不止薪水，还有不朽的英名。

　　四十岁，是人生的收获季节，而收获的意义，更多地还在于这时的人获得了一种“天凉好个秋”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人就可以渡过即将来临的严冬，并迎来下一次丰收。

　　四十岁，真好！

为人之道

为人之道，贵在善始善终。人生善始已不易，而善终则需非常精神。古今豪杰，善始者众，善终者鲜，究其因，则是人们总脱不了身外物的诱惑。老子说，死而不亡，是谓长寿；那么，精神已死而生命却在活着的人，就是短命。可见，长寿的概念，当括精神善终。作人做事，盖同此理。

　　为人之道，当以宽厚为本。人至不惑年，已不可咄咄逼人与过于计算。宽厚让人，与人为善，对个人一生言，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人至四十上下，已远不比峥嵘少年。荣辱得失，大都定了天数；此时所患不在立而在远，不在峥嵘而在稳适；至于处事为人，当多从平实宽厚处用功。这样虽有亏吃，但不会结怨，积怨甚者历来无好结果。名利乃偶然之事，生命才是与人相伴终生的根本。“有福之人善退财”，只缘他们明白了人生的本末。人之功名，三分人力，七分天意，只要在天地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幸福就会悄然而至。

　　我青年时意气风发，一味只想再造天地，自己也常为狂人狂语弄得颠三倒四。现入不惑年，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若再听“我是中国第一流演员”之类的话语，会觉得溥浅。盛极必衰，天人同持此理：群体如中国女排，个体如“棋圣”聂卫平，其辉煌均有尽头，更何况不见经传的小民。孔子说“四十不惑”，只有有经历的人，才能体验出其中的深刻。夫子五十知天命，是说此时他悟出了天地人之间的比重关系。七十岁时，尽管颠簸一生，终不得志，但孔子却得到了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古今哲师常谓：君子当以知天命为第一要务；毛泽东主席曾教育我们要谦虚、谨慎，以为人民服务为本份，以一辈子做好事为天职，这些有益的作人道理，足以让我们今天的人去终生感悟，并从中获益。

读毛主席的书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读毛主席的书开始起步人生的。读小学时，社会上就乱了起来。学校根本没课上，图书馆也贴上封条。除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外，学校就没了文化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毛主席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老师。毛主席的书，我读得早，记得也熟。

　　入中学后，学校已复了课，图书馆也解禁，但毛主席对教育的影响还是第一位的。这时毛主席鼓励大家“认真看书学习”，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当时我竟也一头沉下来“响应号召”，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读起书来。先读马列的书，转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范老的文章绝无八股气，极通俗，我从此受益于他的文风──当然，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倡导的那种文风。那时学校混乱，上不上课无人过问，更没考大学这回事，我因此有幸脱了如今学生那么大的负担和压力。大量的阅读时间允许我可以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由此我便结了书缘。今忆起，觉得当时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就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使我在人生的启蒙阶段就生发了理想和做人的主义；有了理想和主义──尽管当时还很蒙胧，就有了做人的根底。我当教师的时候，学生常请我向他们推荐好书，每逢此，我都会告诉他们：毛主席的书将使每个中国青年终生受益。

　　中学毕业，我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煅练。乡下生活苦，但我至今都觉得它是我一生收获最丰的年份。初到农村，我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用我仅有的一点积蓄为农民办沼气、搞夜校，其间有成有败，有快乐也有痛苦。与农民的交往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还应向人民学习。四年的苦辣酸甜，特别是其中那迎着剌骨寒风，披星戴月与千百万农民会战黄河大坝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知道了农村与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了解了中国。现在看来，我们那一代人的下乡经历是今天青年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出其珍贵的无形财富。正是这一时期的坎坷，使我能够对后来读书工作，乃至爱情婚姻中出现的挫折坦然处之；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生活的天然陶铸，使我养就了朴素的品质，朴素让我后来人生过的很充实；最后，还是这四年农村的磨砺，使我道了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才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冷静又使我在无常的生活变化中得以为人无愧，为已无悔，始终保了作人的本份。

　　我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当时毛主席刚去世不久。光阴荏苒，时间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今天再忆毛主席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回味读毛主席的书中所学到的有益于我整个人生的教育，总觉得对毛主席有不尽的谢意和怀念。

生命的交托

——──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读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流泪了。路遥是文学界的“黄继光”，他为文学奋斗的人生，短暂却震撼人心。当路遥开始考虑创作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也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写道：“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愉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尽管不会让世俗的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有作出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目所在。”最终路遥赌赢了这场人生：他用一部《平凡的世界》完成了他“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的夙愿。此后不久，他也就把自己的生命整个交给了自己的作品：作品于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５日完稿。路遥则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３日告别人世。

　　人生至少要干一件漂亮的事。学问也罢，经商也罢，从政也罢，艺术也罢，做工也罢，非经炼狱式的考验则不能成就；没有勇气向生命的极限挑战的人，绝难有非凡的事业：文人如司马迁，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史记》，而史记则使他永恒；军人如黄继光，一个人若有了像黄继光用身体堵敌人枪眼这样一种忘我气势，那在你的人生大路上，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与你竞争了。路遥就是这样的人，忘我使他永恒。人生容不得太多的自私，私心最终是绝了自己。看风使舵，趋炎附势，均为私利使然。人一生若只是这般地生活，终将无价值地葬入黄土。

　　人应有独立的人格，而独立迎风的人总是孤独。然耐不得孤独，则无人生动力。孤独是人生自我证明的必然方式。古诗“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孤独无非是你暂不为周围人承认，若在这一段时间，你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那就无可救药了。孤独是个体力量的最后支撑点，唯敢于孤独者最具挑战性。然孤独者并非一往无前，但这并不要紧。正如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成不了鹰。路遥就是飞翔在大西北上空的鹰。用生命赌博，豁出性命“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这是大西北人特有的魂魄。有了这种魂魄，西北黄土地上才衍生出一批有大气势，大作为而又雄视天下的英杰。

　　人不必用尽生命去做一个漂亮的人，但应用尽生命去做一件让民族叫好的漂亮事，以证明你的存在。

　在印度呆了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北方的新德里到南方的旅行。

　　去年５月２０日，我们乘火车从德里出发，经近两天两晚的行程，最先来到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这里是印度共产党多年执政的邦，在治理方面它是最好的。商店门前多飘扬着镶着镰刀斧头的共产党党旗，许多书店里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据当地人说，该邦执政的共产党执行的土地政策比较好，贫富差别不象其他邦那样大，经济及文化发展在印度也名列前茅，因此共产党及其政策在该邦比较得人心。这里顺便插一句，印度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做得极有声色：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专门出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店，书价也相当便宜。比如我呆的印度文科最高学府尼赫鲁大学校园里，就有专售共产党和左派书籍的书店，从马克思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应有尽有。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的单行本，也有《资本论》及马列全集之类的大部头作品。特别让我惊叹的，是在尼赫鲁大学校园的公共汽车站边的一家小书店里，竟陈列着介绍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的印地文作品。有的书店店员是印度共产党党员，他们在书店的工作多是非赢利性和自觉的。我曾与一位店员交谈，他对苏联特别怀念，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非常气愤，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他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只有利于北方资本主义国家，告诉我请中国人注意不要上当。

　　印度的自然环境相当好，但南方与北方的景观很不相同。北方一路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肥沃绿地，公路两旁立着多是十几人合围不拢的参天大树。而在南方则是大片的椰树和香蕉林，与青山绿水配合一起，简直就是一幅幅卡通画，美丽极至。印度虽有近十亿人口，但人均居住面积要比我们国家宽松得多。我国幅员广大，但可利用的土地面积确实不多，居民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印度则不然：印度平原多，除拉贾斯坦（Ｒajasthan）一带的沙漠地区外，大部分土地都可利用。我一路见到的是一望千里的平整田野而不是高拥入云的楼群。城市的居民楼也绝少超过六七层。居住条件不显得拥挤，是由于穷人太多而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有的生活资源太少的缘故。在德里有许多贫民窟，他们生育没有节制，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两间不大的陋室里，靠做些最低贱的活儿养家糊口。

　　我们于６月２２日到达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特里凡特朗（Thiruvananthapuram），在此稍事休息便乘车直奔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坐在海边巨石上看着东边的孟加拉海和阿拉伯海在印度洋汇合，甚是激动。据传就在这大海交汇的地方曾产生伟大的哲学家斯瓦米?维伟卡南达(SwamiVivekananda)。斯瓦米于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于１８９２年底来到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坐在岩石上，面对着拍打巨石的浪花和浩瀚的印度洋，背对着世俗世界，静思三天三夜，思考着解放印度人精神的道路。１８９３年，他乘船去美国，在介绍印度文化的同时，也研究西方人的文化价值。回到印度后，斯瓦米决定用新的观念重建印度：他引进西方的卫生和尊重妇女等观念于印度的宗教生活之中，对印度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这位哲学家石像已被人们矗立在印度最南端的海岛上，夜晚在灯光的托照下，随着悠扬的宗教歌曲，宛如普渡众生的神人下凡。

　　次日晨，旅店伙计叫醒我们去楼顶看日出。来到楼顶，只见海边已挤满了黑压压的观看日出的人群。６点３０左右，太阳冉冉升起，海水渐渐地被太阳染红。面对着一望无垠的大海，看着天际间飘动的白帆，我想起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诗句，心境顿时超凡，我回首身后俗世红尘，蓦然产生了些哲学感觉，悟出印度人抽象思维发达的人文地理因素。难怪印度是数字“０”的故乡！

　　看完日出，又去玩海。海边椰风挡不住，到处是卖椰子的小摊。椰子很便宜，８卢比一只，合人民币１元６角。尝后方知原来在国内餐桌上看到的“耶汁”实在不是原味。下午２点，我们又乘公交车北上沿西海岸到喀拉拉邦的科瓦拉姆（Kovalam）海滩。这里天海一体，景色如画。我们住在一家小旅店，３００卢比（合人民币６０元）一天，独门独院，土墙土路，平房柴门，一派田园情趣。院中搭了几间十分别致的茅屋，算作“酒巴”。小地方的人喜追现代，店主也开了一个“按摩坊”，见来了我们这些“外国人”，就反复怂恿我们做些印度式的massage（按摩），晚上，他引我们去看他的“工作室”：房里一片漆黑，仅有几只厚重的大光板床在月光下发着阴森的光。我心里只是好笑，这与其说是“按摩坊”不如说是“杀猪房”，唯恐避之不及。２６日一早出发，沿西海岸北上，到了科钦（Cochi）,看了荷兰人留下的“总督官邸”，还拜访了绕南非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海家达?迦马的墓和据说是中国郑和留传下的中国式渔网及打鱼方法。达?迦马墓给我留下印象极深刻：与达迦马比，郑和的航海条件要优裕得多；但与郑和相比，一样的航海，达迦马的冒险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郑和永远不及的。下午我们去火车站买票，打算继续北上到班加罗尔（Bangalore）。车站有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窗口。卖票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一听我们是中国人，高兴极了。因为这里的人对共产党有好感。他边为我们办票，边与我们谈马列主义。他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印象很好，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了解的程度让我佩服。我问他是不是印度共产党员，他说不是，因为印度的国家公务员是不允许参加党派的。５月２７日，我们离开科钦。这天是我的生日，同行的人饭时为我举杯庆祝。一生有幸在天竺国里过生日并得到中国朋友的举杯祝福，实在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浪漫。晚上，我独自来到街头，与家人通了电话后，又到咖啡厅，要一杯冰淇淋，独斟独饮，惬意融融；忽又想起达迦马与郑和及其后来的历史，顿生黯然。

　　　在去往班加罗尔的车上，我们坐得是一截最低档的车厢。车上人挤得实在，尽是穷人。上车时，还有没胳膊没腿的人横在门口，问你要钱。列车开动后，我们横竖插在人堆里，在热气蒸人的车厢中熬了一夜。５月２９日，我们来到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省会班加罗尔。下午去看印度教庙、省府大楼、植物园、科技馆。科技馆里有反映印度科技发展的实物，也有反映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模拟展品，所有展品向所有观众开放。小朋友们在古老的机械上爬来爬去，随意操作。通过亲自动手来提高观众科学思维能力，这一点对中国一些只能看不能动的科技展馆言，确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次日，我们来到国际著名的班加罗尔大学。几乎与印度所有大学一样，班加罗尔大学保持着与大自然和谐的风格。校园中有悠然自得的牛群和散布在丛林中的由蚂蚁自已垒造的土穴。这种土穴一般都有一两米高。有意思的是，这些巨大的穴窝，与古埃及的金字塔不仅相似而且还有同工异曲的地方，即它们都是巨量的体力劳动的结果。我打开一个蚁穴，发现其中的路径很有规则。从眼前蚂蚁所做的工程看，动物的自我管理能力似乎不能小视，人与动物的理解也确有扩大的必要。记得曾有一个电视片提出，动物未来的“盛大节日”是使动物重返自然。其实我觉得未来动物的节日应是人与动物在打通语言障碍之后的心理交流。在班加罗尔大学校园里，我看见有只失去母亲而又奄奄一息的小狗。我喂它些饼干和水后便去图书馆。在图书馆，忽听有狗的哀嚎声，出去只见一只大狗正死咬着那只小狗的脖子，小狗惨痛地挣扎。我急奔上前，驱走大狗，并花些钱请一小孩帮这只幼犬找到母亲。再从图书馆返回时，已见那只小狗安然地卧在一只老且丑的母狗旁，时而

　　一摇一摆地与母亲调皮玩耍。此景此情，令人感动；人生有此善举，尚可自慰。

　　５月３１日，我们从西海岸横跨南印度来到东海岸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Nadu）的省会马德拉斯（Madras）。

　　这天我去拜访圣?托马斯教堂。圣托马斯是耶稣的十二位弟子之一。公元５２年，传教来到印度，７２年为印度教徒剌死。在教堂我看到剌死托马斯的矛头和他死时抱在怀中的石刻十字架。这两件遗物现供人观瞻。我亲手摸抚临死怀抱的石刻十字架，甚为动情。因为我见到的是距今两千年的耶稣十二弟子之一。耶稣的弟子们为信仰至死奋斗的精神，与那高耸入云的教堂一样，令人感动和景仰。

　　６月１日，我们又去拜访托马斯殉难的遗址。天赐我缘，幸哉吾生！

　　晚上梦见父亲及少年时的家，桌面上摆着父亲泡的新茶。

　　晚餐吃海蚬。海蚬是我们在海边捡的。一排浪过后便在海边沙滩上留下一大片海蚬。我们玩完海又带回一大兜海蚬，清煮后蘸着姜醋之类调料，吃得滋滋有味。印度厨师对中国吃法大惑不解，围而观之，后要少许而去。我们得意地以为他们也想尝尝中国吃法，谁知几分后他们端上为我们按印度做法炒出的海蚬。他们的神态意在告诉我们：“你们的吃法不好，请尝尝我们印度的吃法。”见鲜活活的海蚬被印度人炒成一肉团，哭笑不得。这时我才知道，在我们以为已改变了印度人的同时，印度人也在嘲笑中国人的“野蛮”吃法，并想改变我们。由此我悟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按自己的愿望改变别人的天性,而这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人最容易失望。因为这种天性只是一厢情愿，而且太脱离实际。

　　６月2日，我们北上到海德拉巴(hyderabad)。海德拉巴是位于南印度中部安德拉邦（Andhra）的省会，这里印度穆斯林人相对集中，有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清真寺之一迈加大清真寺。在清真寺门前，有许多希望得到布施的残疾人。我们观瞻了伊斯兰的“伟大的先辈”的灵柩，与一些伊斯兰儿童合影留念。下午，我们去了萨拉江（SalarJung）博物馆。此馆收藏了包括中国明清文物在内的大量的东西方古代艺术珍品。在这里，我首次有幸欣赏到了被卡尔马克思称为“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古代希腊罗马及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真品，其震撼力之大使我改变了自己对西方艺术的看法。这个博物馆展品为印度独立前该邦的三位总督所购。第三位总督，也就是萨拉江三世一生未娶，倾其家产于古今世界艺术珍品收藏，为印度艺术发展贡献极大。６月３日我们来到位于海德拉巴市西区的窟突?萨伊（QutubShahi）墓葬群和古尔康达（Golconda）城堡。墓群和城堡均为伊斯兰人统治时期的遗址，从中可看出伊斯兰君王及臣民的生活。当我看到那用于君王们开会的宏大的会场遗址和寻欢作乐的舞台的残垣断壁时，明白了历史上许多英武王朝兴衰的原因；当我看到当年贵妃美姬们洗浴的地方现已成为几堆土丘，便产生了一种“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遗憾；在回去的路上，我回首那依山而建的威峨城堡，心中涌起的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苍凉。

　　晚困乏早睡，梦见弟弟、父亲；中间热醒，起洗浴再睡；又梦见一占卜人写天书，文字为阿拉伯文，大意为：历史将出现伟大时期，特别时期将出现伟大的民族。

　　我们摇晃在返回德里的列车上，车厢里横竖挤拥的人堆和难耐的热浪，使我想到了死亡:。我眼前忽闪出一幅幅电影画面：

　　—─人们无节制的需求和竞争已造成环境污染，空间的臭氧层浓度减少、空洞出现和地球上紫外线辐射超量增加；

　　—─气温持续变热使室内空调失去作用，大部分动物和部分人类死亡，少数（主要是北方国家的）有钱人重返森林和山洞；

　　—─继而森林退向并消失于极地，沙漠迅速扩大，海水上涨，人类整体死亡，生活在地球陆地上的两栖动物返回湖泊和海洋；接着是湖泊干涸、海水表温增高，生活在海洋表层的动物死亡，部分转向紫外线无法穿透的深海中并得以存活；

　　—─与此同时，气温变冷，冰川期开始，地球污染停止，这些都使空间的臭氧层得以自我修复；在相当的一段地球寂静冷冻期后，深海生物的生存空间上浮；四季再现，部分海水动物向两栖动物转化；

　　—─近海陆地动物出现，其中部分向山林扩展，动物竞争导致高级动物即人类再次出现。不过这时的人类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种形象，至于是什么样子，印度教解释是，哪要看现代人的修行：也可能是狗的样子，也可能是四不象的样子，反正只有主司宇宙毁灭和重建的湿婆神（Shiva）知道。

　　现代人发明的微波技术似乎就是人类灭亡过程的预演：目前的地球就象一个微波炉，我们人类就象不慎进入其中又启动了开关的活物，为生存而发生的恶性竞争又使人类不能统一意志以停止红外线辐射，接着就是在红外线持续辐射下人类的整体毁灭和微波炉即地球本身的整体毁坏。事实上，自英国工业革命将资本这个“潘多拉”微波箱的开关拉启后，马克思曾提出用社会主义即有节制地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解决人类间恶性竞争所带来的恶果。但为了眼前利益，现在人已听不进马克思的逆耳忠言了。正如我现在坐的列车已经开动，如果司机之间打了起来且无法调和，其结果可想而知。我想：可能人类已这般地毁灭和再生了若干次，我有幸上了现在这列人类“列车”。愿上帝保佑！

　　６月４日，休整一天，于６日早６点到目的地新德里。

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

　　一?台湾出了问题

　　１９９９年对远东地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沃战事刚落下帷幕,台湾海峡上空就飘浮起战云。

　　５月１７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７月９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７月１４日,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special)statetostaterelatonship’,但如提及‘twostatesinonenation’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７月２５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８月１１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８月１８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８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１９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９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８月２９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８月１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及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８月１０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戈巴契夫使得旧苏联崩溃的原因，了然于胸。中共绝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诱之下，毫无防备地踏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亚洲想要摆脱霸权主义的威胁，想要享有长远的和平安定，就必须设法使中国大陆破除“封闭”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并接受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规范，才能使亚洲重现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年9月5日，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现在看来，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１９２７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20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20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说不清国藉的李登辉!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30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李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１９９５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们走出历史悲情，携手同心，彻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识，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而开启新机运的空前良机。……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州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隹蓝本”；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决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三?李登辉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认为理由有四：１、自信台湾占具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２、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３、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４、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据此，李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美国在１９７９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维持现状与增进安全之充分保障。《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个可以握手言欢的对象。”李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ＴＭＤ）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７２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压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第一、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第二、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更安定。”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21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李登辉自认可能胜算的是他对大陆内部所谓“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的判断。他写道：“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20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即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笔者），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

　　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抛出“两国论”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说：从大陆内部的发展看，也有很多问题存在，内部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接连发生，因此，未来整体发展仍具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大陆变化为美国或台湾式的制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处理”好大陆内部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大陆在不太长的时期里亦可能会有“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之外的混乱发生”。只要台湾当局“戒急用忍”，台湾就会实现不战而“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的战略目标。

　　由上可见，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并不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划海而治的消极策略，而是一个试图演变、肢解中国继而毁灭中华民族的攻势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国的版图已被分裂为若干地区，“中国”概念将被改变为一个以台湾为轴心的“新中原”概念，中华文化则演变为“新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则被肢解为诸如“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等地区性的人群。在李登辉的未来蓝图中，代替中华民族的只是他推崇的“新台湾人”的不同版本。

　　可以说，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的战略毒辣无比，如早不警觉，我们将会自铸地覆天翻的历史性的政治错误。

　　四?台湾问题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

　　台湾问题的出现和升级，不只是与台湾相联系的孤立现象；台海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兆云系。

　　我们知道，２０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１９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90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知道，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把目标指向即将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国家经济存在着生存性和发展性两种形态，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没有适当的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因而生存权是与这类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每当生产力发展超出生存的限界时，社会就会产生无效消费即腐化现象，接踵而至的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社会动乱。一部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历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可以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社会财富高度资本化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需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站。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近代史上，英国资本深入欧洲大陆造成法国农业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资本全球化的最初结果），拿破仑深知这场革命产生的经济原因，他将英国资本用暴力挤出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将欧洲的封建堡垒摧毁。他强力将欧洲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为脆弱的法国资本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市场条件。拿破仑之后，法国经济从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地区，成为资本全球化最初进程中继英国之后新的一极。法国之后，德、美、日等国家都通过强力最终挤入世界霸权行列。

　　与历史上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面临的形势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对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权意味着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储备与北方国家要有平等的自由贸易权；而保障这一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与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产生了矛盾。

　　中国自80年代始，已实现了国家经济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不管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但就其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上，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

　　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领土，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实现其制海权的关键领土。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从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同时它还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

　　亦正因如此，美国才在中国东部地区拉起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意在封锁中国最低限度制海权的岛屿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这条链锁各主要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去年起正迅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全面推进。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７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５月２４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日本认为周边“事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７月２７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日本的自卫权，甚至包括先发制人的“自卫权”。８月３日，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到钓鱼岛考察，预定将在岛上升起太阳旗。这一行动不仅得到自民、自由两党的赞同，而且得到日本共产党等各在野党的原则同意。８月９日，参院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小渊首相就制定国旗国歌法的动机再三强调说,这是对２０世纪的“总决算”。８月１５日，小渊内阁九名成员参拜靖国社社。目前日本正在竭力创造条件以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１９９９年２月，菲美两国政府签署《来访部队协议》,规定：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有义务帮助抵抗侵略。１１月５日，菲政府指责中国在美济礁“扩建军事设施”；２９日，菲军方在南沙海域扣留中国２０名渔民和六条渔船。今年５月３日，菲参院就是否批准《来访部队协议》进行辨论。１７日，菲总统接受美联社专访时，敦促菲参院批准《来访部队协议》，并称美在菲驻军“对于遏制咄咄逼人的中国非常必要”。２２日，菲海军巡逻艇追击并撞沉中国渔船。２７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菲美两国签署的《来访部队协议》。曾担任过菲国防部长的参议员恩里莱声称中国“明确无误”地制定了一个针对菲律宾的“侵略步骤”，菲美军事联盟是菲在“需要时”能靠得住的“唯一现实的”选择。７月２７日，也就在台湾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出台不久，菲海军再次撞沉中国渔船。８月２１日，菲律宾政府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的要求纳入宪法。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反华政客还极力企图从战略上与日本右翼势力结成依靠美国的日－菲战略合作关系。去年菲律宾挑起美济礁事件后，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奥普莱即公开表示，在南沙问题上，日本应该支持菲律宾，因为菲“客观上是在保卫日本的生存机会”；“中国海军在米斯奇夫礁（即我美济礁）长期驻兵可能会对这条海上通道自由航行构成真正的威胁，而这条通道是日本的经济命脉，从中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运往日本的石油、铁矿和其他战略各物资都需要经过这一水域。”为拉拢日本，他认为菲政府应“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进一步确保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及日本、菲律宾针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行动，得到了美国某些反华政客的默认和支持。今年３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台湾安全形势》报告，称大陆威胁台湾安全。３月２４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参议员托里切利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４月１２日，美参议院通过两项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主张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应有适当而有意义的参与”；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２０周年之际重申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５月８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１８日，美众院共和党督导迪莱继参院之后也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出售台湾希望采购的如战区导弹防御设备和相关器材、早期预警资讯和ＡＩＭ-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先进战机、空中预警机以及防空设备及柴油动力潜艇、空中反潜系统、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弹系统及海防联系的通讯系统。在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后不久，美国众院特委会公布“考克斯报告”，掀起“妖魔化”中国的浪潮。７月，李登辉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向国际社会亮出“台独”底牌，美国总统克林顿７月１８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话再次表示坚持“一个国”的立场。但克林顿始终没有明白说明他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基于中国政府的解释还是台湾当局的解释。８月１０日，以美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为首的美众院两党议员在结束访台前发表书面声明称：强烈支持李登辉表达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看法；认为“两岸应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称美国“对中国大陆在‘两国论’之后的种种挑衅行为及这些行为对在本地区建立安全的信心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他要求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认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台湾地位的任何改变，只有得到人民的许可才行。在中国成为民主制之前，李登辉不应觉得有与之谈判的压力，应到那时再谈统一。”８月１８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维就台湾要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表示，美国将根椐《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严重 　　针对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１９９３年，美国国防部在其《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研制ＴＭＤ计划，目的是防止某一地区遭受各类射程导弹的攻击。１９９８年２０日，美日双方宣布联合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防部已要求１９９９年财政年度为ＴＭＤ拨款４０亿美元。日本１９９９年度财政预算中为ＴＭＤ拨款９.６亿日元，并表示在今后五－六年内日本防卫厅还将投资２００～３００亿日元作为研究费用。８月１６日，美日两国就有关研究ＴＭＤ计划签署谅解备忘录。日本外务省声明说：“该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将涉及进行所需的设计原型机试验，以为海军战区提供全面的导弹防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和菲律宾合作日益加紧。１９９９年１月，菲开始挑起所谓“美济礁”问题。继菲国防部长对中国导弹护卫舰在美济礁附近活动进行指责之后，２０日，菲总统发言人说：外国军舰、包括中国海军护卫舰，有权通过美济礁附近海域。２月１１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米斯奇夫礁（即我南沙群岛美济礁）修建设施是“单方面挑衅行为”，并希望中国就此事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直接谈判。根据《来访部队协议》，菲美可以恢复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可以在菲港口停泊，军队可以上岸访问等。６月７日，菲总统秘书扎拉姆说：菲将不考虑中国警告，继续派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中国驻菲大使表示：菲巡逻舰撞沉中国渔船事件之后，如菲继续派军舰在这一带巡逻，“等于是宣称他们有意强迫中国接受军事解决方案”。菲总统府当日表示，由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已获通过，菲美可望在２０００年２月恢复联合军事演习。

　　如果将上述几乎是连锁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历史比较考察，就会发现，自冷战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

　　五?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现实迫使中国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象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制海权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用强力保卫和发展毛泽东、邓小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为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到下世纪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伟大目标，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

　　和分裂。届时，李登辉所希望的让“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中国分裂成“七个区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发生。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相似。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１８６５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１８９８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２５６％，谷物增加２２２％，精糖增加４６０％，煤炭增加８００％，钢轨增加５２３％，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５６７％以上，原油从３００万桶增加到５５００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万吨。１８９０～１９３８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亦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１８７４年、１８７７年、１８８６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１８８７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１８８２～１８８３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１８８２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圆明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１８８９～１８９３年）已将海军军费从１８８６年的１７００万美元增至１８９３提的３０００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６.９％猛增至１９％，至１8９４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１８６７～１８８９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１８９５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１８９８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正在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届时，上世纪由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所遭遇的历史，极有可能再现。中国的历史将会再回到20世纪初的原点，与伊拉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毁灭一样，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成就（也可能连带中华民族本身），将会在内忧外患中灰飞烟灭。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保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国际斗争原则与大自然优生原则一样，大凡能留下的，并不是长的肥硕和漂亮的，而是牙齿和爪子锐利的。在本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国际上反华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们的咽喉。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农夫般的善良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制海权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50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0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70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达赖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盟国，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目前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起码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最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另外，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版图与中国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等量打击（包括核打击），对中国而言，只是部分地区的破坏，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那就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毁灭。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那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１９９９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如此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