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尼采著

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trumcns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训、松懈了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人向我揭示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墮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并告诉我，我表现出自己不配于那场在最近的两代德国人中尤为强劲的伟大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而冒险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完全出于礼节，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个“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比礼节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到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正确观点。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确实让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忍不住要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一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比较起见；承认我之所以只感受到这样的“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学术对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一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因为它“进人”到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剩余。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毎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他非常高兴地在与同伴的谈话中抛弃了它——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小孩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玩耍着，这让他伤感。然而他的玩耍必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学会了解“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久盼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在这样一种知识上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幸福的追求使得生存意志在任何意义上都保持生命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比犬儒学派(Cynic)的哲学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类的幸福，就如同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学派的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更为强烈的快乐。那强烈的快乐出现于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之中。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它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成为幸福的：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性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并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他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和光明相连，同样也同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pow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单单一件痛苦的经历、稍稍一点轻微的疼痛，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所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眼界完全封闭，又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它在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自私了而不能为他人的见解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和错误，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让所有看到他的人感到高兴。然而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更多学识的人，与前者相比，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一种意志或欲望的正当行动而从他那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而且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种清晰而突然的光亮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衰退，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被一种激情——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所左右和驱使。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再作出价值判断的，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而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的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应该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如此一种热爱的迷狂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他那么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使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消散，并且此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buhr）曾将它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详尽地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的并逼迫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的偶然性。——这里我说的是逼迫，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的意识异常强烈。——而这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没有意识到的。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后者能够读到特定方式中的更深感情。”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

*尼布尔，德意志历史学家(—)。——译者注

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严肃，并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非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美。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的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将称他们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进化中有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整的，实现了其目标的。将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教训的目的是幸福还是听从，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只用历史的方式来看待过去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万变不离其宗。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着各种永存不朽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类型的画面。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求，因而了解这些需求的人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心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意有着一种神圣的洞察力，而且甚至逐渐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腻烦、过饱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也许会最终准备发自内心地和吉亚科默?莱奥帕尔迪(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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