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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我们在法国沦陷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各自治领、印度或各殖民地都无法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援或及时的供应。不断取得胜利的德军，不但装备齐全，后方还有许多缴获的武器和兵工厂。它们正大批集结，准备对英国作最后的一击。拥有强大军队的意大利已向我们宣战，一心要在地中海和埃及把我们打垮。在远东，日本心怀叵测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封锁滇缅公路，以断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苏联对纳粹德国负有条约义务，并在原料方面大力支援希特勒。西班牙已经占领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并要求取得直布罗陀，随时可能与英国为敌，或请德军协助它进攻直布罗陀，或架设大炮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通道。在贝当和波尔多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刚刚被迁至维希，随时有可能被迫向我们宣战。而在土伦，残存的法国舰队也将落入德国人之手。
的确，我们的敌人可真不少。
奥兰事件以后，各国已经看清了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战斗到底的决心。然而，虽说英国不存在士气不振的弱点，可又如何克服那些严重的具体困难呢？要知道，英国国内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事实上，英国所有的各型火炮不足门，中型和重型的坦克不到辆。那些用来弥补敦刻尔克损失的军火，工厂要好几个月之后才制得出。全世界普遍认为英国的末日已经到来，这一点都不奇怪。
极度不安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美国，其他所有幸存的自由国家也是如此。当时，许多美国人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暗自忖度：为了这样一种慷慨而无望的感情浪费自己有限的资源真的合适吗？他们不正该尽心竭力爱护每一件武器，以补救自己疏于备战的过错吗？
要撇开这些令人信服、以事实为根据的论点，就需要有非常正确的判断。美国那位贤明的总统和他的重要官员与高级顾问，即便面临第三届总统大选，也从未对我们的命运和意志失去信心，英国对他们实在感激不尽。
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特质，能用词语描述它是我的一种光荣，有了这种特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曾在战前的岁月里陷入极端和平主义，既缺乏远见，又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这一时刻，我们面临着一项任务，要同时清算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对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沮丧。
我们藐视那些欧洲的征服者，宁愿血染英伦本土，也不愿投降。这必然会在历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这类故事历史上有的是，雅典人曾经被斯巴达所征服，迦太基人曾独力抗击过罗马。在过去的史册上，这样的记载并不少见——还有好多悲剧根本没有记载或被人们永远遗忘，一些英勇、自豪和开明的国家，甚至连整个民族都被消灭，只有名字留了下来，有些国家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
我们岛国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了解这一点的英国人并不多，而外国人则更少。甚至在战前那些举棋不定的年代里，怎样在海防以及后来的空防上保持重要设施这一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的。不列颠人在英格兰土地上看到敌人的营火，已经是将近年以前的事了。
在不列颠抗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很沉着，宁愿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全世界无论是敌是友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这种心情根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那时，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赢得空战的胜利。德国领导人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一切计划，完全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及其在英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地点的制空权。无法防御英国空军的袭击，意味着无法进行登船港口的布置、运输舰只的集结、航道的扫雷和敷设新的水雷区。完全掌握运输舰只和海滩上空的制空权，是德国实现横渡海峡和登陆的决定条件。因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要看是否能够摧毁英国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
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就势必要推迟到年5月。”那时要打的就是这样一场战争。
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实力对决，我个人在心理上毫无畏惧。
我曾在6月4日对议会说：“庞大一时的法国陆军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了。难道文明事业不也能够由几千名飞行员用他们的本领和忠心来保卫住吗？”我又在6月9日对史末资说：“我现在只看到一条唯一可靠的出路，那就是让希特勒来进攻，在他进攻的时候摧毁他的空中武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
在法兰西之战中，德国对其空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和德国海军在挪威战役以后的情况一样，德国空军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休整。这段时间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除三个中队以外，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先后参加了欧洲大陆的战斗。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在法国崩溃以后，英国还是不肯接受和平建议。像贝当元帅、魏刚以及法国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不理解一个岛国单独具有、不依靠外援的智慧。而且，同这些法国人一样，他错误地判断了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而且从慕尼黑以后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6月间，希特勒在逐渐看清了新的形势后，便针对这种新形势作出努力，同时，德国空军也恢复了战斗力，并对他们的下一个任务进行了部署。下一个任务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必须进攻并征服英国，否则他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预测的危险与困难。这样的可能始终存在：如果在空中战胜英国，就可使英国停止抵抗。至于真正的侵犯，即使可行，也没有必要，除非他想要占领这个已经战败的国家。
德国空军在7月初便已恢复了战斗力，还进行了整编，被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有飞机场，准备从那里起飞进攻，并用侦察和试探性的袭击来估量将要遇到的抵抗的强弱和规模。直到7月10日，德国空军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猛烈的袭击，通常就把这一天作为不列颠空战开始的日子。
另两个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8月15日和9月15日。在德国人的攻势中，还有三个彼此衔接而又互相重叠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德国空军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舰队和位于多佛尔到普利茅斯之间的英国南部港口进行骚扰，以试探英国空军的力量，引诱其出战，并乘机将其消耗殆尽。这样做还可以使那些被划作即将入侵目标的沿海城镇受到破坏。
第二个阶段从8月24日到9月27日，德国空军想通过对伦敦进行猛烈、连续的轰炸，以此来消灭英国空军及其相关设施，从而打开一条通向英国首都的道路，并切断其与受到威胁的英国沿海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但在戈林看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做还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那就是使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陷入混乱和瘫痪，使英国政府和人民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于德国的意志。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参谋人员一心希望结果如戈林所料。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英国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为了毁灭伦敦，就顾不上自己迫切需要的“海狮”作战计划了。
接着，当他们对一切都失望了的时候，由于缺少最重要的条件——制空权——而无限期地推迟入侵，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想在白天空战中获得胜利的希望幻灭了，英国空军仍然精神抖擞，这让德国人感到头痛，就连戈林也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在10月时开始对伦敦及各工业生产中心城市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
我们应当把9月15日看作最高潮的日子。那一天，德国空军继9月14日的两次猛烈空袭后，集中最大力量对伦敦再次进行白天空袭。
这是此次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之一，而且和滑铁卢之战一样，也是在周日。那一天我在契克斯[注释]。在这以前，我曾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去过几次，想要亲眼看看指挥空战的情况，但是那几次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不过，今天的天气似乎对敌人有利，于是我便驱车前往阿克斯布里奇，到大队指挥部去。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所辖的战斗机中队有25个之多，它负责的地区包括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汉普郡以及所有经由这些地方通往伦敦的道路。空军少将帕克指挥这个与我们命运攸关的战斗机大队已经有六个月了。从敦刻尔克之役开始，所有英格兰南部白天的战斗全都由他指挥，他的一切部署和指挥系统都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
我和我妻子被带到距地面深达50英尺的防弹指挥室去。如果没有这种地下指挥中心和电话系统，“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一切优越性能都无法得到发挥，战前在道丁的建议和敦促下，这种系统由英国空军部设计和建造。不朽的功绩应归于全体有关人员。在英格兰南部，当时有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和它所属的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它们的担子都很重。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代表最高统帅部行使职权，但是它明智地把实际指挥战斗机中队的权力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而大队又通过驻扎在各郡的战斗机驻防中心控制各个中队。
大队作战指挥室一共有两层，纵深约60英尺，就像一座小剧场。我们坐在楼上的特别座厢里。座厢的下面是一张大型地图台，台子周围约有20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男女，以及他们的电话助手。在我们的对面，在应当悬挂舞台帷幕的地方有一块遮盖了整面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六个装有灯泡的纵行，代表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
当最下面一排的灯泡亮起时，就代表哪些中队已做好准备，能在命令下达后的2分钟内“立即起飞”；当第二排的灯泡亮起时，则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5分钟内起飞；再上面一排的灯泡，又表示其他一些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20分钟内起飞；又上一排的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起飞；再上面一排的，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发现敌机；再一排灯泡——红色灯泡——表示哪些中队正在战斗，而最上面的一排灯泡则表示哪些中队已经返航。
我们左边有一个类似玻璃座厢的小屋子，里面有四五名军官负责分析、判断从对空监视哨收回的情报。当时，在我们对空监视哨工作的，不分男女老少，一共有00多人。那时，雷达还处在试验阶段，在敌机接近英国海岸时可以发出警报，而敌机飞临我们上空的情报，则主要由那些携带着望远镜和手提电话机的对空监视员提供。在一场战斗中，我们往往会收到好几千件情报。在这个地下指挥部的其他地方，还有好几间类似的屋子，里面挤满了经验丰富的人，他们迅速地对反馈的情报加以甄别，每分钟一次把结果直接传达给围坐在楼下桌子边的坐标员和在玻璃座厢里指挥的军官。
我们右边则是另外一个玻璃座厢，里面都是陆军军官，负责报告我们高射炮队的作战情况。那时，我们有个隶属空战司令部的高射炮队。在夜间，我们不能让高射炮向自己的战斗机飞向敌机的那些空域开炮，这一点是极重要的。我过去对这个指挥系统的大致轮廓并不是毫无所知，因为在战前一年到斯坦莫尔拜访道丁时，他已经向我讲解过了。这个指挥系统在不断的实战中得到发展和改进，各部门结合成一部完备的作战机器，像这样的机器，全世界当时都找不出第二个。
当我们走下楼去时，帕克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然而，过了一刻钟后，空袭坐标员开始来回走动。据报告，“40多架”敌机正从迪埃普地区的德国机场飞来。当各个中队完成“立即起飞”的准备时，墙上指示牌底层的那一排灯泡也随着亮了。紧接着传来了“20多架”“40多架”的信号，很显然，10分钟以后马上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天空上开始布满了敌我双方的飞机。
信号接连传来，“40多架”“60多架”，甚至有一次是“80多架”。在我们下边的那张桌子上，每分钟都在沿着不同的飞来路线推动坐标，标明所有分批入侵的敌机的行动；在我们对面的黑板上，一个接一个亮起来的灯光表示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已经升空，直到最后只留下四五个中队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这些关系重大的空中战斗，从开始接触起，只打了一小时多一点。敌人有足够的力量派出更多批次的飞机进攻，而我们的战斗机中队，由于全力抢占高空，因此在70～80分钟后必须加油，或在作战5分钟后必须降落，以补充弹药。在飞机加油或补充弹药的时候，如果敌人再派来几个中队无法阻拦的飞机，我们的战斗机就有可能在地面被击毁。因此，在指挥我们的战斗机中队时，要注意的主要事项之一，就是白天不要让过多的飞机同时在地面加油或补充弹药。
不久，红灯亮起，表明我们大部分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楼下有人压低了声音嘟嘟囔囔地说话。在那里，忙碌的坐标员正在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来回地推动坐标。
帕克少将发布了战斗机中队部署的总指示，坐在楼上“特别座位”中心的一位年轻军官根据他的指示，作成详细的命令，传达给各战斗机队的机场，我那天就坐在这位年轻军官的身旁。几年后，我才打听到他的名字，他名叫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后来在年，赛马俱乐部——他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位干事——邀请我观看德比赛马会时，我又见到了他。他对于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感到惊奇）。这时，他根据地图台上出现的最后情报，命令个别中队起飞巡逻。空军中将本人则在后面踱来踱去，警惕地观察这场战斗的每一个动态，注意观察这个执行命令的部下是否做得正确，他只是偶尔下达一些明确的命令，无非是对某一个受威胁的地区进行增援。转眼之间，我们所有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有些已经开始飞回来加油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天空中，下面一排灯光熄灭了。留作后备的中队，一个也没有了。这时，帕克打电话给驻扎在斯坦莫尔的道丁，要求从第十二战斗机大队抽调三个中队归他指挥，以防当他的战斗机中队在补充弹药或加油时，敌人再来一次大袭击。他的要求被照办了。当时特别需要这三个中队来保护伦敦和我们的战斗机机场，因为第十一大队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
那位年轻的军官就像是在处理例行公事一样，继续按照大队司令官的总的指示，用一种平静、低沉而无变化的语调发布命令，三个增援的中队很快就加入了战斗。这时，我觉察到司令官有点焦灼不安，仍然静静地站在他那位部下的椅子后面。在此之前，我一直是默默地察看。于是我问道：“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一个也没有。”帕克空军少将回答道。他在事后所写的一篇关于回忆里说，我听到这句话时“显得很沉重”。我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油的飞机在地上又受到“40多架”或“50多架”敌机袭击的话，我们的损失将多么惨重！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幸免的机会很少，真是危险极了。
又过了5分钟，我们大部分的中队都已降落，需要加油。在许多时候，由于我们力量所限，无法对这些飞机给予空中掩护。后来，我们发现敌机飞回去了。下边桌子上移动着的坐标表明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地向东移动，再没有出现新的袭击了。
又过了10分钟，战斗结束了。我们重新登上通向地面的楼梯，我们刚一走出去，“解除警报”的信号便响了。
“首相，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帕克说道，“当然，在最后20分钟，情报来得太多，让我们有些无法应付。你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限度。”
我问他们是否已经接到关于战果的报告，我接着说，看来这次打退敌人进攻的空战打得很好。帕克回答说，他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多。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据报告说，有好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进入了伦敦上空。当我在地下室时，有十几架敌机被击落，但当时无法得知关于战果、破坏或损失的全部情况。
下午4时30分，我回到了契克斯，并立刻上床睡午觉。
因为观看第十一大队的作战经过，我太疲倦了，所以一直到晚上8时才醒。当我按铃时，我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拿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夜间消息汇报进来。这个汇报真让人不满意。不是这里出了差错，就是那里耽误了时机，或是某某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在大西洋又沉没了许多船只。“但是，”马丁在他结束这段叙述时说，“这一切都由空战补偿了。”
我们一共击落了架敌机，损失还不到40架。”虽然战后的资料表明敌人在那天的损失仅仅是56架，但9月15日仍不失为不列颠空战的关键一天。当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大规模地袭击了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各港口的船舶。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德国元首在9月17日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作战计划，直到10月12日才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年7月，希特勒再度把它推迟到年春，“到那时对苏联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一个徒然的但是很美妙的幻想。年2月13日，雷德尔海军上将为“海狮”作战计划最后一次谒见希特勒，并说服他同意将整个计划完全“搁置起来”。“海狮”作战计划就这样完蛋了。而9月15日就可以算作它断命的日子。
……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57夜。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又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还以颜色，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的德国空军相比，我们空袭的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才能使他感到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内心深处是佩服我们的。
当然，希特勒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做文章，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目标——要把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的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至少要使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飞行中队的严密组织，使英国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也表现出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的巨大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那是一颗很大的炸弹，也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这时，瓦砾堆中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百感交集。
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高声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人们想摸摸我的衣服，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跟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40码（1码等于3英尺，约为0.9米）宽，20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入口处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
当炸弹爆炸时，这家人正在那里。虽然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但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新坐上汽车时，这群面色憔悴的人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他们表现除了一种激愤的心情，而我立即答应会实现他们的愿望，也确实履行了这个诺言……
11月3日晚，伦敦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响警报了。对这种平静，许多人感到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第二天晚上，敌人的空袭遍及我们岛上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段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但他们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毁英国工业中心上。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以袭击指定的重要地点。举个例子，他们曾训练了一个编队，专门用于摧毁格拉斯哥市的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工厂。这纯粹是种权宜之计，一种过渡的办法。
入侵不列颠的计划暂时被德国人放弃了，对苏联的进攻则尚未开始，除了希特勒的亲信以外，没有谁会这样想。因此，残冬季节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个试验时期，试验夜间轰炸的技术装置，以及对英国海上贸易的袭击，并企图破坏我们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如果他们每次只专心于一件事，并且干到底，也许效果会好得多，但他们已经受到挫折，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些新的轰炸战术是从11月14日晚上对考文垂进行闪电式轰炸开始的。伦敦这个目标似乎太大，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
空袭从11月14日黄昏时分开始，到天亮时，近架德国飞机总共投下了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颗燃烧弹。这是我们遭到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短时期内，所有的活动完全停止。有人被炸死，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放言，英国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航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就此停工，在此以前从未受过轰炸考验的居民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在恢复考文垂日常生活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11月15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这次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一些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自11月19日到11月22日，德国对伯明翰接连进行的三次空袭造成了极大破坏和伤亡。近人被炸死，0多人被炸伤，不过，伯明翰的生活和居民的精神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一两天后，当我到这个城市去视察工厂并亲自看看轰炸的损失时，发生了一件很令我高兴和感动的事情。那时正是晚饭时间，一位漂亮的少女向我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我马上让汽车停了下来，她说道：“我这周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我很高兴地（以首相的身份）亲吻了她。
之后，我就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那里刚刚埋葬了许多市民及其儿女。伯明翰精神闪耀着灿烂的光辉，那高度组织起来的自觉而明理的万居民，丝毫没有被肉体上受到的痛苦所吓倒。
在11月的最后一周和12月初，德军空袭的重点转移到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后来，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军火生产中心也都毫无畏惧地经受住了炸弹的考验。不论敌人袭击什么地方，我们的国家都坚如磐石，硬似钢铁。
12月29日，周日。这几周的空袭在伦敦再一次地达到了高潮。所有德国人苦心积累的经验都用在了这次轰炸中。这是一次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商业区。轰炸的时间正好是潮水最低的时刻。德国人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药包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我们要扑灭的大火差不多有1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8座“雷恩”式教堂受损或被炸毁，市政厅毁于大火和炸弹，而圣保罗教堂全靠人民的奋力扑救才得以保全。直至今日，在英国的最中心还有一片空旷的废墟。但是，当英王与王后到现场视察时，人们欢迎他们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任何皇家的盛典。
在这场好几个月才能结束的漫长考验中，国王陛下通常都留在白金汉宫。虽然白金汉宫的地下室里正在修建合适的隐蔽处，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成。有好几次，国王陛下由温莎到伦敦时，都恰好遇上空袭。有一次他和王后差一点被炸……
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国王陛下改变了接见我的方式。在我上任最初的两个月里，通常每周他会正式接见我一次，时间是在下午5时左右。此时的安排则是每逢周二他和我共进午餐，有时候王后也在座。这的确是个共商国事的好办法。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端着自己的盘子和酒杯，到还没有完工的防空室里去吃完我们的午餐。这每周一次的午餐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制度。
几个月以后，每当国王陛下决定用餐时，一个仆从也不要，由我们自己上菜，互相招待。这一情形一直继续了四年半，在此期间我发现国王陛下非常专心地阅读所有呈交给他的电报和公文。按英国的宪法制度，君王有权了解他的大臣们所负责的一切事务，并拥有向政府提出意见的无限权力。我也特别注意，努力使国王了解一切情况。在我们每周的会见中，我常常看出他已彻底洞悉那些我还没有批阅过的文件。在这些决定英国命运的年代里，能有这样好的国王和王后真是英国的福气！作为一名君主立宪制的忠实拥趸，我把我——作为首相——受到英王如此亲切的接待，看作无上的光荣。我认为，这是安娜女王在位、马尔巴罗[注释]执政以后，就没有出现过的亲密关系。
就这样，这一年的年末来临了。为了照顾到情节的连贯，我已叙述到整个战局的前面了。读者将看到，所有这些霹雳和暴风雨反而更加衬托出我们泰然处之的冷静态度，我们的作战活动就是依靠这种冷静态度来维持的，我们的政策和外交也是按这种冷静态度进行的。
真的，我必须写明，就最高当局来说，这些伤害不但没能致之死地，反倒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我们有明确的看法、忠实的友谊和明智的措施。当然，要是以为敌人的空袭比现在猛烈十几二十倍——甚至只猛烈两三倍——也会产生我所描述的积极效果，那也是不明智的。
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议会应当怎样进行工作，也需要时时加以指导……我始终把议员们的安全惦念在心。归根结底，在通过公正普选产生独立自主的议会制度下，人民随时都能推翻政府，但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却以支持政府为荣，这是支持我们与敌人相持的关键。就此而言，议会制度胜利了。
我对任何独裁者能否在自己的整个国家里行使像英国战时内阁那样多、那样有效的权力表示怀疑。每次我们一说出自己的意图，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们，全体人民也都心悦诚服地表示服从，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害批评权利的事。批评家们几乎是始终不渝地以国家利益为重。即使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上下两院也会以绝大多数的投票予以否决。在这一点上，我们采用的手段与集权统治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或滥用警察和特务。
每当我想到议会民主制度或用其他任何名词能够表达的英国公众生活忍受、克服并战胜一切考验时，我为此感到无比骄傲。看吧，就连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当然，好在亡国灭种的事也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