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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學年第2期第37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世界年会中國傳統音樂學會三十年論文選字数：

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及其文化特征

刘桂腾

内容提要：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具有意识形态相同的萨满信仰，由此而来的萨满祭祀仪式便成为诸多人文学科近年来瞩目的学术热点。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音乐学虽然介入较晚，但其不可替代的学术视角和独特作用日益凸现出来。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以及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是本课题研究的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鲜明功利目的的萨满祭祀仪式音乐，是一种运用象征意义而发挥作用的实用性文化形态。鼓（乐器），是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的象征；鼓语（音响），是萨满与神灵沟通的语言工具。在萨满那里，远古而来相信鼓语通神的观念至今仍根深蒂固。

关键词：萨满乐器阿尔泰语系祭祀仪式音乐

阿尔泰语系（Altaicfamily），包括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土耳其、蒙古、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以及东欧和中亚一些国家。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族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以使用“单面鼓”为共同特征的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构成了中国东北地区萨满文化的主体。本文依据大量第一手个案调查的实例并借助于个别民族学考察成果，勾勒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乐器的基本面貌。通过对萨满乐器物理形制的考察,检视面向其中的宗教内涵及其与之相联结的社会意义，以期深入探索萨满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

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

“东北”，按行政建置的划分是指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除了辽、吉、黑三省外，还包括了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河北省东北部地区。“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区”（孙进己等：）。本文系指后者，即学术界常用的“东北地区”的概念。

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主要有抓鼓、铜铃、腰铃、腰镜、单鼓、抬鼓、响刀、拍板等。萨满乐器原本初民的劳动生活用具，这些乐器曾经具有实用功能。即使象铃铛这样已经“进化”为乐器的东西，也并非为萨满所专用，而是取自于马铃、狗铃、鹰铃等。萨满乐器的实用功能，反映了萨满乐器的原初性质以及它与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劳动生活的关系。

一、抓鼓在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中，使用抓持型萨满鼓的民族居多，有满族、锡伯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赫哲族、鄂温克族使用的抓持型萨满鼓，其形状还有一些特殊类型。满族对萨满鼓的称谓有imcin和untun，前者为男用之鼓，后者为女用之鼓。近代满族民间方言中只保留了imcin一词，泛指满族萨满使用的一切萨满鼓。但untun这个语音仍然遗留在与满族相交甚密的其他东北少数民族对神鼓的称谓中。达斡尔族的“翁土尔”，鄂伦春族的“温图文”，鄂温克族的“温图”，赫哲族的“温特”与满语untun都有语音上的联系。使用单面鼓是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祭祀仪式的典型特征。单面鼓有两种形制：无柄的“抓持型”单面鼓和有柄的“握持型”单面鼓。1．满族依姆钦依姆钦，汉译“抓鼓”，为圆形或椭圆形的以皮蒙制并用鼓槌击打的抓持型单面鼓。满族的依姆钦，主要流传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满族聚居区。鼓面：以皮蒙制。早期为兽皮，如狍皮等。近世大多用家畜皮，如羊、牛皮等。以羊皮面薄，发音脆快为上乘。这也许是因为早期的萨满神鼓体积较大，而近世的神鼓体积趋小，讲究音色的缘故。早期，萨满常在鼓面上绘制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日、月、星辰；彩虹，山和树，熊、鹿等兽和马、牛等家畜，还有蛇、蜥蜴、蛙、龟等动物”。（乌丙安：）鼓圈：木制，圆形或椭圆形。鼓圈直径的大小与鼓边的宽窄不一，以能承受鼓面皮革的张力为宜。鼓圈用料就地取材，常见的有柳、杉、桦木等。鼓绳：是连接抓环与鼓圈的纽带，它使演奏者能够抓住依姆钦。鼓绳的材料，一般用皮条制成；亦有用麻绳或线绳的。鼓绳的数量并无定数，最少的有根，多者也有12根。鼓环：一般镶嵌在鼓圈的木框上。鼓环在萨满摇动依姆钦的鼓身时“唰啦”做响，再配之以“咚咚”的鼓声，大大丰富了依姆钦的表现力。依姆钦的鼓环有“环”式和“钱”式两种。“环”式鼓环，为圆形金属圈，多为铁质；“钱”式鼓环，圆形片状，中间有孔，多为中国的古钱；这些圆环，由一根铁丝鱼贯串联而成，摇动时互相碰撞而响。抓环：在鼓的背面中央设一圆环，金属(或铜或铁)制，用手抓而执其鼓，故曰“抓环”。同时，它还是拴结鼓绳的“中心”。抓环的具体尺寸无定制，以手能握住并且方便演奏为宜。为防止磨手和演奏时打滑，有的抓环用布条缠绕起来。鼓鞭：多为竹篾缠裹布条的鞭状击鼓工具。早期的依姆钦使用鼓槌击打，鼓槌一般为木棍用狍、獭、鹿的毛皮套裹或粘贴，似棒槌状，分量较重，击打有力。有的大鼓槌还刻画上萨满认为带有神力的图案。这样的鼓槌，现在已很难在民间找到实证了。而目前能够见到的“鼓槌”则比较随意，大多是一根稍弯曲的竹篾，经削刻打磨而成；这种“鼓槌”的上部常常用布条缠绕，以便击打有力且免于损伤鼓面。鼓槌的粗细和长短没有统一规格，视依姆钦的大小而制。清代，这种形制的依姆钦也被宫廷萨满采用。坤宁宫萨满仪式所用的依姆钦为正圆形（参允禄等：），这面依姆钦呈“标准”圆形，直径53厘米；从画面上看，鼓背中央有一圆环，拴绳12根连接鼓圈，鼓圈较窄。演奏方式：左手执鼓，右手执鞭；一边摇晃鼓身使鼓框内置的鼓环有节律地“唰拉”作响，一边用鼓鞭击打鼓面使其发声。满族依姆钦形制数据表[1]形制描述新宾依姆钦（辽宁）九台依姆钦（吉林）宁安依姆钦（黑龙江）鼓面直径2.5cm50.5cm×8cm材料羊皮鹿皮牛皮鼓圈宽度.5cm.9cm3.5cm厚度0.5cm0.9-1.1cm1-2cm材料木藤木鼓环数量11枚枚8枚材料铁丝横梁穿古铜钱铁丝横梁穿古铜钱鼓绳数量8根7根8根材料羊皮绳皮条牛皮绳鼓鞭长度38cm51cm1cm厚度0.9cm0.8cm1cm材料竹篾缠布条竹篾缠布条竹篾缠布条抓环直径5.7cm.8cm.2cm材料铁铁铁基本形状圆形圆形圆形2．赫哲族温特温特，汉译“抓鼓”，以鱼皮或兽皮蒙制并用鼓槌击打的抓持型单面鼓。从田野考察的情况来看，赫哲族萨满的温特形制独特，无论是从造型上还是材料上，都很古朴、奇特，较多保留了渔猎经济时代的原始风格。譬如用鱼皮蒙制鼓面，长方—圆弧形和上圆下尖的蛋卵形萨满鼓，这在东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萨满鼓中都无先例。圆弧—长方形温特：鼓身很大，上下呈圆弧状，鼓身左右为直线形，鼓面中间有明显的接缝痕迹。其尺寸接近于近代民族学者较早的记述，纵径为52～77厘米，横径为0～8厘米。这种形制的萨满鼓份量较重，制作工艺比较粗糙（1、2号鼓）。椭圆形温特：鼓身较重，鼓圈厚达2.5厘米，纵径为0～78厘米，横径为37～51厘米。这种形制的温特，形状接近于长方—圆弧形鼓，但鼓圈弧度较大，上下左右浑圆为一体，所以还是属于椭圆形。鼓面中央设一铁质圆形抓环，用以持鼓。鼓槌为木制，槌身裹带毛的狍皮，木柄缀以彩绸为穗（3、号鼓）。蛋卵形温特：鼓身比较轻巧，呈“上尖下圆”的形状，纵向直径为8厘米，鼓身中间最宽的横径为27.5厘米。值得注意的是，这面鼓没有东北地区诸民族萨满鼓上常见的用于持鼓的“抓环”和连接抓环与鼓圈的“鼓绳”；鼓面为大鲇鱼皮，是用一排密密麻麻的圆头铁钉固定在萨满鼓的鼓圈上，鼓圈为柔性较强的柳条弯制而成。萨满在演奏时，用手抓持神鼓尖形的底部。与这面鼓相配的一只鼓槌，是用桦木削刻而成，一面为光板，一面粘贴毛皮（5号鼓）。演奏方法：可信的赫哲族温特演奏方法基本失传，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借助于民族学家的描述来考察之。据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记述：“舞时手持鼓槌击鼓，击法与普通击鼓不同，其鼓槌非直下，是斜击鼓面。”（凌纯声：1）按照笔者的推测，这种“斜击鼓面”的方法，是由于赫哲族使用的温特鼓面较大。斜击与直击相较，斜击时，鼓槌触击鼓面的面积和部位更大一些；同时，也是由于鼓面面积较大而演奏者的臂长有所限制所致。俄国民族学家И·А·洛帕廷在《果尔特人的萨满教》[2]中对温特及其鼓槌的演奏方法有过详细的描述：“萨满用不同的力度敲打神鼓的不同部位：时而击打神鼓中央，时而击打鼓缘里侧，有时甚至直接击打鼓缘，从而使神鼓发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声音。”萨满鼓槌的使用方法也比较灵活：“萨满一会儿用平面敲，一会儿用锐边敲，每次敲打之后，时而迅速将鼓槌沉下，时而相反，用鼓槌来压低鼓声，从而便会产生各种极不相同的声音：时而轻柔和谐，时而沉厚高亢……。”（И·А·洛帕廷：33）赫哲族温特形制数据表[3]形制描述1号鼓2号鼓3号鼓号鼓5号鼓鼓面纵径77cm52cm0cm78cm8cm横经8cm0cm37cm51cm27.5cm(中部)材料鱼皮大鲇鱼皮鼓圈宽度2cm1.5cm2.5cm2.5cm1.5cm厚度3cm2.5cm3cm3.5cm3cm材料色木条木条木条木条柳条鼓绳数量8根根根散乱难辨无材料棉线绳棉线绳棉线绳散乱难辨无鼓槌长度35cm39cm31cm厚度3.5cm2～3.5cm2.5～cm材料松木裹狍皮核桃木裹狍皮桦木裹狍皮抓环外径5cm5cm无内径.5cm.5cm无材料铁铁无基本形状圆弧—长方形圆弧—长方形椭圆形椭圆形蛋卵形3．达斡尔族翁土尔翁土尔（浑图日），汉译“神鼓”，民间俗称“抓鼓”，为圆形或椭圆形蒙皮并用鼓槌击打的抓持型单面鼓。达斡尔族博物馆收藏的翁土尔：鼓面：羊皮蒙制，直径约0厘米。鼓圈：木框，宽度约厘米，厚度约1.5厘米。鼓绳：牛皮条，共3根。指环：铁质圆圈，直径约3厘米，位于抓环与一根鼓绳间。抓环：铁质圆圈，直径约.5厘米，雅得根持鼓时，将拇指套进指环，另外四指勾住抓环以持鼓。鼓槌：木柄，裹以兽皮，长度约5厘米，鼓柄拴一牛皮绳套，用以套在雅得根的手腕，防止击打时从手中脱落；鼓柄下缀以皮条带为穗。这种形制的翁土尔，在《巴彦托海索木达斡尔族情况——达斡尔族调查材料之二》中也有记述：是把宽约寸余的木板条弯成圆圈，鼓面直径约二尺许，用山羊、牛犊皮、狍皮或疯狼皮糊成的单面鼓。鼓圈上钉三个铁圈，各系皮条一根，在鼓面中心的抓环上汇合并固定，作为雅德根持鼓之用。这面鼓的鼓槌，是“用藤条做心，用哈达捆住，外面套上带毛的兽腿皮而成。槌柄穿眼，串皮条做带，作为击鼓之用。”（珠荣嘎等：35）这面翁土尔的鼓绳也是3根。达斡尔族雅得根这种形制的鼓，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用3根鼓绳连接鼓圈与抓环并设有指环。鄂温克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达斡尔族萨满思琴掛使用的翁土尔有三面，我们选择了其中大小不一的两面翁土尔作了实测：鼓面：狍皮或山羊皮蒙之，用圆头铁钉固定在鼓圈木框上。鼓圈：木框，里面涂漆。鼓绳：皮条，3根，两端联接着鼓框和抓环。抓环：铜质圆环，位于鼓圈中央；其中一面鼓是由三个铜质圆环组成的抓环（1号鼓）。鼓环：由铜钱和小铜铃组成，镶嵌在鼓圈的内框上；还有3组小铜铃镶嵌在鼓圈的外框上，每组个小铜铃。鼓槌：由硬杂木削刻而成，外裹以布面，尾端缀以杂色布条为穗，布条上锈着图案并缝缀了3个小铜铃。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雅尔塞镇哈拉村的一面达斡尔翁土尔，由于条件所限，我们的考察只获得了这面鼓的基本数据：鼓为正圆形，鼓面以羊皮蒙制；鼓圈的直径为37厘米，宽度为厘米；鼓绳为根皮条，其上还拴挂了个小铜铃。值得注意的是，由三个圆环组成的抓环在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鼓中非常罕见，在其它民族的萨满鼓中目前尚未发现。从田野考察的结果来看，内蒙古呼伦贝尔东部、嫩江右岸一带达斡尔族使用的翁土尔，与牧区鄂温克族的萨满鼓相近，流行圆形3根鼓绳（有的还有带有指环）形制的翁土尔；黑龙江齐齐哈尔梅里斯一带达斡尔族的翁土尔与农耕地区的满族萨满鼓比较接近，流行圆形根鼓绳形制的翁土尔。达斡尔族翁土尔形制数据表[]形制描述巴彦托海翁土尔（内蒙古）尼尔基翁土尔（内蒙古）梅里斯翁土尔

（黑龙江）

1号鼓2号鼓鼓面直径55cm8cm0cm37cm材料狍皮山羊皮羊皮羊皮鼓圈宽度.2cmcmcmcm厚度2.5cm0.8cm1.5cm2cm材料木木木木鼓绳数量3根3根3根根材料狍皮条羊皮条羊皮绳羊皮绳鼓槌长度7cm(把手17.5cm)3.5cm(把手13cm)5cm宽度2.5cm2.5cm厚度1cm1cm材料野果木条野果木条木条抓环外径5～cm5cm.5cmcm内径3.3～.5cm3.5cm5cm5.2cm材料铜环（3个）铜环铁环铁环指环直径无无3cm无鼓环宽度2.5cm12.5cm高度2.3cm2.5cm数量99基本形状圆形圆形圆形圆形．鄂温克族温图

温图，汉译“抓鼓”。鄂温克萨满所用温图的形制因不同的聚居地区而有所区别：敖鲁古雅一带林区的“山林型”温图与雅库特的萨满鼓相似，鼓身庞大，为“上圆下尖”的蛋卵形；鼓背中央设有十字形的煅铁抓手，鼓面绘有图案；鼓槌十分讲究，一面粘贴兽皮，一面刻有图案。这种形制的鄂温克温图，保留了早期西伯利亚雅库特萨满鼓的原始特征。而流行于巴彦托海一带牧区的“草原型”温图多为圆形，其鼓身较小，制作也比较讲究，鼓槌多为狍腿或裹以带毛兽皮的木棒。

（1）山林型温图

蛋卵形，木框，蒙以驯鹿皮并带十字形煅铁抓手（或狍、驼鹿皮等）的抓持型单面鼓，为鄂温克“山林型”萨满鼓的基本特征，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敖鲁古雅一带。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收藏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萨满鼓（复制），蛋卵形，木框，呈“上圆下尖”形状，鼓面绘有红黄相间颜色的抽象图案，配有一个带鼓柄的鼓槌。槌面贴有带毛的兽皮，槌背刻有图案。这面温图，据说是根河市敖鲁古雅已故鄂温克女萨满纽拉使用的神鼓：“是用优质木料揻成鸭蛋形鼓圈，用驯鹿皮糊单面鼓，握手在鼓背。用木头刻制鼓槌，槌背刻花纹图案，槌面粘带毛的兽腿皮，击鼓时不易损伤鼓面。”（纽拉：）

黑龙江民族博物馆所藏敖鲁古雅鄂温克萨满鼓实测的数据：[5]鼓形：上圆下尖的蛋卵形。鼓面：驯鹿皮，绘有红黄颜色相间的太阳抽象图案。按鼓面的最宽处测量，水平直径为35厘米，垂直直径为51厘米。鼓圈：木制，宽度为12厘米。居中凿有8个1×10cm的“燕尾槽”，沿鼓圈木框等距排列。十分有趣的是，这种萨满鼓的鼓圈木框上内嵌10个大小不一木块，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其外由鼓皮裹住，呈乳状而隆起。抓手：铁条煅制，十字形。横梁为2cm×20cm厘米，左右两端钻有圆形小孔”；纵梁为2cm×22cm厘米，上下两端钻有圆形小孔；圆孔用于拴结铁丝制作的“鼓绳”，并将煅铁抓手联接到鼓圈上。纵横交叉的中央部位有一菱形小孔。使用煅铁十字形抓手持鼓，是典型的雅库特萨满的特征。鼓槌：木制，粘贴带毛驯鹿皮。长度为3厘米（包括鼓柄11厘米），宽度为2.5～cm厘米，厚度为3厘米（包括带毛兽皮约0.5厘米）。鼓槌背面刻有鄂温克族流行的图案以为装饰，并使用颜料描绘之。鼓槌的背面还镶嵌5组圆形小铁环，每组2个，等距排列，总共有10个；铁环的直径为1.5厘米。每当萨满挥动鼓槌击打鼓面时，这些铁环便相互碰撞而发声。据人类学研究，鄂温克族的先人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周围及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敖鲁古雅一带的鄂温克人是三百多年前由贝加尔湖西北的勒拿河一带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参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史称“喀木尼堪”或“索伦别部”，即今之“使鹿鄂温克人”。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迁徙历史以及呼伦贝尔地区流传的萨满鼓的比较结果来看，“山林型”的鄂温克族萨满鼓应该是由他们的祖居之地带到大兴安岭北麓并流传下来的。（2）草原型温图圆形，木框，蒙以羊皮并带圆形金属抓环的抓持型单面鼓，为鄂温克族“草原型”萨满鼓的基本特征，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巴彦托海、陈巴尔虎一带牧区的鄂温克族萨满祭祀活动中。其基本形制特征，与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的萨满鼓相近。鄂温克族博物馆收藏的温图有两面（1号鼓、2号鼓），圆形，鼓面为羊皮蒙制，根狍皮鼓绳，鼓圈中央设一铜质抓环；还有一面温图（3号鼓）亦为圆形，羊皮鼓面，但设有3根狍皮鼓绳，铁质抓环，旁设一指环；鼓槌为带毛的狍腿制作，其下缀以三色彩绸为饰。3号鼓的形制与1号鼓、2号鼓的形制有所区别：鼓绳为3根，并在抓环附近设有一个“指环”。演奏时，将拇指套进指环，其余四指勾住抓环；这样，温图就能够非常稳固地抓在演奏者的手中了。这种形制（带指环）的温图，在以前的著述中也有记载（参马薇7：0）。这面鄂温克萨满的温图，鼓面直径为70厘米，蒙皮；鼓圈的宽度为5厘米，用榆木弯制而成；鼓的背面中央用于持鼓的鼓环（抓持用）和旁边的小圈（插手指用）为牛角制，鼓环与鼓圈用羊皮细绳连接；鼓圈内侧附以两条穿着9个铜钱的粗铁丝。这面鼓的鼓槌长约35厘米，用藤条或竹篾作骨架，外面裹以狍皮，鼓槌尾端缀彩穗数根为饰。

鄂温克族温图形制数据表[7]

形制描述草原型

（1）

草原型（2）草原型

（3）

山林型鼓面纵径5.5cm55.cm58.5cm51cm横径35cm材料羊皮羊皮羊皮驯鹿皮鼓圈宽度3.3cm3.5cmcm12cm居中凿有8个1×10cm的“燕尾槽”，等距排列。厚度2cm1.5cm2cm1cm材料桦木桦木桦木实木鼓绳数量根根3根材料牛皮绳牛皮绳牛皮绳铁丝多股细铁丝缠绕在一起，一端连接在铁制十字型抓环上，一端固定在木制鼓圈上。鼓槌长度8cm3cm包括鼓柄的长度11cm。宽度2.5～cm厚度3cm3cm包括鼓槌上粘贴的带毛兽皮约0.5cm。材料带毛狍腿木板鼓槌背面刻有图案并设有5组直径1.5cm的圆形小铁环，每组2枚，等距排列，总共10枚铁环。抓环外径cmcmcm内径5.3cm5.cm5.2cm材料铜环铜环铁环抓手纵粱2cm×20cm上下两端钻有圆形小孔，用于拴结铁丝鼓绳。横粱2cm×22cm左右两端钻有圆形小孔，用于拴结铁丝鼓绳。材料铁板十字型，中心交叉部位有一菱形小孔。指环直径2.5cm鼓环宽度1cm高度3cm数量9个基本形状圆形圆形圆形蛋卵形5．鄂伦春族温图文温图文，汉译“手鼓”，[8]民间俗称“抓鼓”。为圆形蒙皮的抓持型单面鼓。鄂伦春语“温图文”的称呼与现俄罗斯境内埃文克人对萨满鼓的称呼“温图翁”（参A·И·马津：85）、“温格图别恩”在语音上十分接近，应该是同一名称的不同方言。黑龙江省呼玛河流域和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的托河一带，是鄂伦春族的传统聚居之地。这些地域所流传的那些萨满乐器，集中体现了鄂伦春族萨满乐器的基本特征。黑龙江省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族乡收藏的鄂伦春族温图文：鼓面：驼鹿皮蒙制。鼓圈：木框，圆形，稍扁。鼓绳：皮条，两端分别连接在鼓圈与抓环上。鼓环：圆形铁圈，串联在一根镶嵌在鼓圈木框的铁丝上。抓环：铁片圆环，位于鼓圈中央。鼓槌：带毛狍皮缝制，柄部用黑色粗布包裹，其下缀以皮绳套索，执鼓时套在演奏者的手脖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收藏的2年从托河一带征集到的鄂伦春族温图文：鼓圈:木框，圆形，稍扁。鼓面:驼鹿皮蒙制。鼓绳:皮条，其外又用皮条编成辫花状在靠近抓环边缘收紧。鼓环:铜质圆圈，～9片，串联在一根铁丝上，每个铜片用一小铜圈间隔之。抓环:铁质圆圈，其上以驼鹿皮包裹之。鼓槌:狍腿制作，尾段坠以皮制绳套，演奏时套在萨满的手脖上。鄂伦春温图文形制数据表[9]形制描述托河温图文（内蒙古）呼玛温图文（黑龙江）1号鼓2号鼓鼓面直径3cm3cm58.5cm×5cm材料驼鹿皮驼鹿皮狍皮鼓圈宽度8cm7cm7cm厚度1cm1cm0.5cm材料木条木条木条鼓绳数量8根8根8根材料皮绳皮绳狍皮绳鼓环横梁1.5cm1cm1cm数量个个8个材料铁丝和铜片铁丝和铜片铁丝和铁片鼓槌长度5cm（鼓柄20cm）35cm3cm（鼓柄13cm）厚度2.5cm2.5cm2cm材料带毛狍腿带毛狍腿带毛狍腿（鼓柄下缀一个套绳）抓环外径.5cmcmcm内径5cmcm2.8cm材料铁环包皮铁环包皮铁圈基本形状圆形圆形圆形

俄国民族学者早期对大兴安岭一带鄂伦春人的温图文也有记述，这些温图文绘有丰富的图案：“他们的神鼓带有称之为图鲁的树木图案。……在有些神鼓上，在图鲁的周围可以见到各种动物图案。在兴安岭鄂伦春人的另一些神鼓上，中央部分有一个手持神鼓的萨满图形。萨满图形包括一个象征着他身体的圆。第二个圆圈着神鼓的周边，上端和下端断开。在由于线条中断而形成的空隙中，各有四个松树图案。在这四个松树图案之间，画着一些动物和鸟。”（C·Б·伊万诺夫：7）兴安岭地区鄂伦春人温图文的主要图案有：北方野鹿、驯鹿、狍、熊、虎、天鹅、兔、鹅、布谷鸟等。

．锡伯族抓鼓

抓鼓，亦称“手鼓”、“皮鼓”。为圆形蒙皮的抓持型单面鼓。据亲历者讲述，祭祀时“师傅亲自给徒弟穿上神裙，戴上神帽。这时，师傅邀请来的三位扎里（辅祭者）开始有节奏地敲击手鼓。……师傅一会儿拿起神鼓跳急舞，一会儿拾起神矛刺杀。”（吴景石等：0）关于锡伯族抓鼓的形制，文献中未见详细的记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靖远寺中所藏抓鼓，[10]圆形，牛皮蒙制。鼓面直径3厘米；鼓圈宽5.5厘米，厚度为1.2厘米，鼓边上等距缀以圆形小铁环。没有见到鼓槌，其尺寸不详。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面鼓是由当地维吾尔族的手鼓改制而成。其鞔鼓的方法与东北地区诸民族萨满的抓鼓的鞔鼓方法明显不同：是用铁钉将鼓皮固定在鼓圈上，而不是用被浸泡后的皮革自然收缩的办法将鼓皮附着在鼓圈上。这，应该是锡伯族西迁至察布查尔后所产生的萨满乐器地域化表征。二、单鼓单鼓，铁圈蒙皮下有带环鼓柄的单面鼓。使用这种握持型萨满鼓的民族主要为蒙古族和满族中的汉军旗人，[11]汉语为“单皮鼓”，亦称“九环鼓”，民间俗称“单鼓”；蒙语为“塔拉哼格日各”。鼓面：羊皮或牛皮蒙制。鼓圈：圆形或扇形，以扁平、窄细的铁条弯曲而成。鼓尾：铁制，是将铁条锻成四棱形并拧成麻花状，弯曲成圆形的铁圈，摇动时与套在其上的鼓环互相碰擦作响。鼓尾造型，有连环形、半莲花形和三环形等。鼓环：铁制，将铁条锻成四棱形并拧成麻花状弯曲成小铁圈，3个铁圈为一组，共三组，分别穿在鼓尾上。鼓柄：铁制，外部用布条缠裹。鼓鞭：以竹篾削刻而成，把手处用线绳或皮绳缠裹；鼓鞭的顶端稍微翘起并磨成圆头，鼓鞭的尾端缀以彩穗为饰。演奏方式：左手执鼓，右手执鞭；一边摇动鼓尾使鼓环有节律地“唰拉”作响，一边用鼓鞭击打鼓面发声。单鼓的演奏往往伴有舞蹈动作，这要视表演者的技艺如何而定了。单鼓的演奏技法，有“纺棉花”、“片鼓”、“扔鼓”等花样。由于表演难度较大，并不是所有艺人都能掌握这些技巧的。技艺高超的演奏者，动作娴熟、流畅、协调，并伴有舞蹈动作，看起来令人目眩。满族、蒙古族握持型萨满鼓形制数据表[12]形制描述满族（汉军）蒙古族永吉单鼓（吉林）凤城单鼓（辽宁）科左塔拉哼格日各（内蒙古）鼓面纵径28.cm3cm32.5cm横径5cm1cm3cm材料羊皮羊皮羊皮鼓圈宽度1.cm1.3cm1.5cm厚度0.cm0.cm0.3cm材料铁条铁条铁条鼓环直径cm5cm3.5cm数量3×3＝9个3×3＝9个3×3＝9个材料铁环铁环铁环鼓柄直径2.2cm1.2×1.2cm2.5cm长度1cm1.5cm12cm材料铁条外裹布缠绕铁条外裹皮缠绕铁条外裹布缠绕鼓尾形状连环形半莲花形三环形材料铁条铁条铁条鼓鞭长度3.5cm5cm33.7宽度1cm1.2cm1.8厚度0.cm0.5cm0.2材料竹篦竹篦或木条木条裹布基本形状扇形扇形圆形三、抬鼓

抬鼓，满语“同肯”，是一种木腔、蒙皮、双面的扁平状鼓。在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祭祀仪式中，只有满族使用这种双面鼓，目前民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抬鼓”。

吉林满族关氏萨满的同肯，[13]据称有“三百年”历史。这是目前田野采风发现的制作时间最久的一面同肯。鼓面原来双面均为鹿皮蒙制，在最近的一次维修中已将损坏的一面更换为牛皮。据我仔细观察，这面鼓原来用皮绳上下交叉对拉鼓面的痕迹依稀可见，这与清代宫廷萨满所用同肯鼓面的固定方法相同；从鼓面所用的材料和固定方法来看，这面同肯的确很“古老”。满族宫廷萨满祭祀所用的同肯，是悬挂在特制的鼓架子上击奏的。鼓面：双面，用鹿皮或牛皮蒙之。鼓面的固定方法，传统的工艺原本不是用铁钉镶嵌而是用皮绳拴结两个鼓面。鼓腔：圆形，楸木制。鼓槌：两根，用硬杂木削刻而成。演奏方式：将同肯置放在木制鼓架上，一人手持双槌击打鼓面。演奏时，同肯演奏者紧盯着主持仪式的萨满，按其情绪和表演程序的要求掌握整个表演的速度并根据需要不断变换鼓点。这种形制的双面扁鼓目前仍然在韩国和中国的延边地区广泛流行，一般称之为“圆鼓”。其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形状和制作工艺：用绳索固定鼓面的扁平状双面鼓。满族抬鼓形制数据表[1]形制描述宁安抬鼓（黑龙江）九台抬鼓（吉林）故宫抬鼓（北京）鼓面直径7cm52.5cm53cm材料牛皮鹿皮固定方法圆头铁钉固定鼓面圆头铁钉固定鼓面皮绳拴结鼓面鼓腔高度20cm19cm13.cm材料木楸木木鼓槌长度52cm33.3cm直径2cm1.5cm材料木硬杂木木鼓形扁平状扁平状扁平状四、腰铃使用腰铃的主要民族有满族、赫哲族、锡伯族。满族称腰铃为“西沙”，赫哲族称为“哈少”，民间通称“腰铃”，由锥铃、腰带、衬裙三个主要部分组成。锡伯族和达斡尔族的腰铃至今尚未发现实物，赫哲族的哈少与满族的西沙在形制上基本相同。腰带：皮革制，多为猪或牛皮。演奏时，半围萨满的腰间。腰带缝制在衬裙上部，起到将衬裙和裙上的锥铃系于腰间的作用。其长短视萨满的腰围而定，由皮带扣连接。锥铃：铁制，圆锥形。锥铃用皮绳（或用金属环）连接在衬裙上，演奏时，互相碰撞而发声。有的腰铃不但有锥铃，还有3～5个铜铃穿插其中，以增强演奏效果。衬裙：衬裙与腰带接在一起，一般为牛皮制。也有没有带衬裙的腰铃，但比较少见。演奏方式：演奏时，将腰铃系在萨满的腰间，在舞动中左右摆胯使其有节律地作响。腰铃仅为主祭的萨满使用，辅祭者不用。腰铃没有单独使用的情况，常与抓鼓(或单鼓)、铜铃或其它乐器配合演奏；最典型的是与鼓一同配合使用。腰铃的主要演奏技巧有甩、摆、顿、颤等。腰铃摆动时发出节律式的声响，与变化多端的鼓声相和，是萨满舞蹈时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腰铃演奏时那种金属撞击的声音与震耳欲聋的鼓声配合，给萨满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无比的力量。所以，当萨满发现他要寻觅的妖魔鬼怪时，便更加猛烈、疯狂地摆动腰铃。在萨满看来，腰铃的力量来自于神授。所以，每当萨满在祭祀活动要使用腰铃的时侯，都要由辅祭者双手擎着腰铃朝天跪举祭拜后，为萨满围系在腰间。满族与赫哲族腰铃形制数据表[15]形制描述满族赫哲族九台西沙（吉林）新宾西沙（辽宁）宁安西沙（黑龙江）同江哈少（黑龙江）锥铃直径3.cm3.cm2.-3cm3cm长度15cm1.3cm19-21.5cm1.5cm数量21枚2枚0枚21枚材料铁铁铁铁腰带长度91cm93.5cm99cm98cm宽度2.5cm3.1cmcmcm材料牛皮牛皮牛皮牛皮衬裙长度59cm9cm5cm1cm宽度20.5cm2.5cm27cm28.8cm材料牛皮牛皮牛皮牛皮附件铜铃3个无无5个五、铜铃

在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中，使用铜铃的民族非常普遍。将铜铃作为乐器单独使用的民族只有满族，称之为“轰勿”。除了铜质铃外，还见有少量铁质铃。从田野考察的结果来看，除了满族以外，赫哲族的空果科托（铜铃）主要是缝缀在腰铃、神帽或拴结在托力上使用；蒙古族的哄哈（铜铃）主要是拴结在神帽、神刀或缝缀在神服上使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主要将铜铃缝缀在神服上使用。

1．满族轰勿轰勿，汉译“晃铃”，民间俗称“神铃”。此间已经没有满语称谓，通称“晃铃”。吉林满族关氏萨满所藏轰勿有2套，一套由个铃铛组成，另一套由5个铃铛组成，每套分别用红布绳串联而成；此外，还有1个单体铃铛。铃铛为扁球形，水平直径为厘米，垂直直径为3.厘米，厚度为3.8厘米，铸铁制，铃体前后均带一个小圆孔，下部开口，中空，内含铁制弹丸，晃动有声。满族的轰勿一般不单独使用，常与西沙配合演奏。典型的轰勿，是由一串铃铛和一支木杆组成，因而有两种基本的演奏方式，一是将铃铛拴结在铃杆上，用手执木杆摇晃作响；另是将铃铛从铃杆上取下来直接用手摇动作响。其演奏方法，或用手摇铃杆作响，称“晃铃”；或用手执杆顿地作响，称“顿铃”；或用手掌击铃杆使之振动作响，称“振铃”。与其它地区所见的轰勿有所不同，满族关氏萨满的轰勿不带铃杆，直接用双手抓铃铛演奏。轰勿主要用于描摹神灵下界时的步履之声，象征着神灵的到来。2．蒙古族哄哈哄哈，汉译“铜铃”。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蒙古博[1]门德巴雅尔的哄哈缝缀在神裙上。神裙为布质飘带式。飘带为两层叠置，其里飘带长约90厘米左右，其外飘带长约0厘米左右。飘带呈上窄下宽状，里外两层各约1条，每条飘带的下部缝缀着哄哈。博在旋转舞动时，哄哈互相碰撞而发声。当博飞速旋转时，就是神灵即将附体——降临之时。所以，神裙上的哄哈象征着神灵的步履声。3．赫哲族空果科托空果科托，汉译“铜铃”，是一些缝缀、拴挂在赫哲族萨满的腰铃、托力以及神帽、神衣上的铜铃铛。赫哲族在萨满祭祀仪式中使用空果科托，见载于俄国学者《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民族造型艺术资料集》（C·Б·伊万诺夫：1），该书记述的那乃人（赫哲族）女萨满英喀所画的“萨满树”上。这棵树上除了托力以外，还有1个空果科托。这些铃铛用垂直线分成两半，上面有两个圆弧围起来的圆圈。对此，他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联想和解释：“在他们的铃铛上，我们可以看到眼睛、鼻子和由两半联在一起的铃铛构成的大嘴图案。”并认为“它们模仿的是满汉人铃铛的简化形状。”这种铃铛，就是广泛流行于东北广大地区的“虎纹铃”。腰铃上的空果科托：同江市赫哲族博物馆收藏的腰铃，其围裙上边缝缀了5个空果科托。这些空果科托均为扁圆形虎纹铃，铜制，带虎口，内有金属弹丸。有的空果科托的虎口已经破损，弹丸丢失。托力上的空果科托：同江市赫哲族博物馆收藏的托力上，用皮绳拴结了2个空果科托（1号铃和2号铃），为扁圆形虎纹铃，铜制，内置金属弹丸。其形制与俄国学者C·Б·伊万诺夫所描述的那乃人萨满使用的空果科托相同。关于空果科托的使用和作用，据一位萨满解释“缝缀在萨满神帽上的铃铛中附着爱米——萨满的保护神、感召者和老师。”（：15）据此我们还可以推测出：赫哲人还将空果科托佩挂在萨满的神帽上，在萨满舞动或头部摇动时使空果科托发声的。由空果科托发出的声音表示萨满已有神灵附体并得到了神灵的护佑，以此和神鼓等萨满乐器配合的激烈声响来驱赶妖魔。赫哲族空果科托形制数据表[17]形制描述托力上使用的铜铃腰铃上使用的铜铃1号铃2号铃1号铃2号铃3号铃号铃5号铃铃体宽度2.3cm2.3cm5cmcm3.7cm3.2cmcm长度2.5cm2.5cmcmcm3.5cmcmcm厚度2Cm2Cm.1cm3.5cm3cm2.5cm3.5cm虎口宽度2.3cm2.3cm5cmcm3.7cm3.2cmcm长度1.3cm1.3cm3cm3cm2cm2cm3cm厚度0.3cm0.3cm0.5cm0.5cm0.5cm0.5cm0.5cm铃颈长度1cm1cm1.2cm1.2cm1.2cm1.2cm1.2cm宽度1.2cm1.2cm2cm1.5cm1.5cm1.5cm1.5cm材料铜铜铜铜铜铜铜纹饰虎纹、王字虎纹、王字虎纹、王字虎纹、王字虎纹、王字虎纹、王字虎纹、王字．达斡尔族铜铃与东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萨满一样，达斡尔雅德根的神衣上常常缝缀着一些小铜铃，在雅德根跳神舞动时发出清脆的声响。巴彦托海索木的一件达斡尔族雅德根的神衣，“在左右下摆的每个绒条节上，钉有小铜铃10个，共0个，象征木城城墙。”（珠荣嘎等：35～3）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雅德根神服上也缝缀着一排一排小铜铃。这个铜铃为扁圆形，带“太”字的虎纹。铃体的宽度为厘米，长度为.5厘米，厚度为3厘米，虎口的宽度为厘米，长度为2.5厘米，铃柄宽度为2.5厘米，有一圆孔，高度为1厘米，厚度为0.3厘米。铜铃5个为一排，上下左右8排，共有0个铜铃。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雅尔塞镇哈拉村的达斡尔民俗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翁土尔，在靠近鼓圈位置的鼓绳上拴挂了个小铜铃。击鼓时，随鼓身的晃动而发声。莫旗达斡尔族博物馆中还收藏了一组铜铃，据说这些铜铃是拴在鱼鹰的尾巴上捕鱼时使用的。这组铜铃中除了东北地区常见的虎纹铃外，还有一个目前十分少见的“钟”式铜铃。这种形制的铜铃在雅库特萨满的神服上常常见到，应该也是当时达斡尔雅德根神服上常用的铜铃：青铜制，上窄下宽呈喇叭口状，铃体有规矩凸纹。其内坠以铜质弹丸，摇动时与铃体内壁相撞而发声。铃身高约8厘米，铃口直径约厘米；弹丸直径约1厘米。5．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铜铃鄂温克族博物馆展示的萨满神服上缝缀了许多流行于东北地区的虎纹小铜铃。一件流行于鄂温克旗境内的牧区萨满神服，在神服的下摆缝缀了1个小铜铃：每8个为1排，共2排。这些铜铃也是一些仿制品，但可以肯定是按当年的实物所制作。铜铃的形制与当地邻近的其他民族（如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中流行的铜铃没有什么区别，多为铜质的虎纹铃。与蒙古族、鄂温克族一样，鄂伦春族萨满的铜铃，主要是缝缀在萨满的神服上的。鄂伦春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神服上的铜铃，扁圆形，铜制，虎纹，虎口内含一金属弹丸。铃体的宽度为厘米，长度为厘米，厚度为3厘米；虎口的宽度为厘米，长度为2.5厘米，宽度为0.厘米。这些铜铃个为一排，衣裙左右各3排，总共排3个铜铃。还有将铜铃拴挂在萨满的神帽上的用法，譬如鄂伦春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鄂伦春萨满的鹿角神帽上，在一根粗铁丝的顶部拴挂了一个小铜铃。神帽上拴挂小铜铃，在蒙古族萨满那里也见有实例，但比这个鄂伦春萨满神帽上的铜铃要多。六、腰镜

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均使用铜镜，满族、蒙古族等称之为“托力”。将托力作为乐器单独使用的民族有蒙古族、锡伯族和达斡尔族，是将若干托力依次排列并拴结在一条皮带上围在萨萨满腰间使用，即所谓“腰镜”。当萨满舞动时，这些托力互相碰撞而作响。

托力，圆形，青铜制，有花镜和素镜两种。花镜者，镜体正面光亮如镜，镜体背面铸有各种图案或文字，中央有一拴绳的乳钉状带孔镜钮。这些托力的直径，最大者18.9厘米，最小者5.8厘米。素镜者，镜体正面打磨光亮如镜。镜体背面无图案，主纹饰区有2～个凸起的弦纹，中央有一拴绳的乳钉状带孔镜钮。

1．蒙古族托力与腰镜

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蒙古博色仁钦，是将大小不等的9面托力串联在一条牛皮腰带上作为“腰镜”，举行萨满仪式时围在腰间，随着腰部的扭动使其互相碰撞叮当作响。托力为圆形，青铜制，正面平滑如镜，背面铸有纹饰或铭文。蒙古人使用的腰镜，并不是为博专门制造的乐器，而是由传世的古代生活用具——铜镜组成。这种铜镜早在清代已经失去了它的实用功能而为玻璃镜所替代，因而平日难得一见。博选用铜镜作为法器的缘由，在于它的“映象”——照妖功能和“发声”——驱魔功能。据初步考察，从胎质、氧化程度和材料的颜色来看，科尔沁蒙古博色仁钦使用的托力多为明清时期的产品，少量辽金时代的托力。

腰镜的演奏，是博在舞动时使其互相碰撞而发声的。使用时，蒙古博先穿上神裙，神裙外再套上一个素色围裙（在神裙与托力之间起到衬垫的作用），然后再将腰镜围系在腰间。由于大小不一的托力密集地层叠串联在一起，所以博在舞蹈时，托力就互相磨擦、碰撞而发声。

科尔沁左翼中旗色仁钦腰镜形制数据表[1]编号铜镜腰带直径厚度纹饰材料长度宽度材料A镜8.5cm0.2cm凸缘，图案：双鱼浪花青铜98cm3.7cm牛皮B镜9.2cm0.3cm凹缘，铭文：五子登科C镜10cm0.2cm凸缘，图案：四乳鸟纹D镜12.3cm0.2cm凹缘，弦纹两周E镜18.9cm0.3cm凹缘，铭文：四字铭文（字迹模糊）F镜15.9cm0.2cm凹缘，铭文：四字铭文（字迹模糊）G镜10.cm0.2cm凹缘，弦纹六周H镜9.8cm0.2cm凹缘，四同心圆带图案I镜5.8cm0.2cm无缘，图案：涡叶纹2．赫哲族托力

同江赫哲族博物馆收藏的铜镜，是个由大至小依次用绳索穿连在一起的，最小的铜镜上还拴结了两个虎纹小铜铃，其下缀有尾穗。这些铜镜用于“护心”抑或“护背”，尚不得而知。

A镜：圆形，弦纹两周，凹缘，青铜制。镜体中间似乎有底纹，但已经很难辨别。故，暂判为“弦纹镜”。

B镜：圆形，四字铭文，凹缘，青铜制。由于镜体磨损严重，铭文的字迹已不可辨。从四个等距的方框来看，是两宋以来流行的吉语类铜镜，如常见的“五子登科”、“鸾凤和鸣”、“福寿双全”之类的流行吉语。

C镜：圆形，四字铭文，凹缘，青铜制。

D镜：圆形，弦纹两周，凹缘，青铜制。主纹饰区模糊，隐约见有纹饰痕迹。

从这些铜镜的胎质和主要纹饰特征来看，应是辽金时期的产品。这个时代的铜镜，在东北地区民间的传世的生活用品中并不罕见。明清以来，当铜镜失去了它“照面”的实用功能后，常被萨满用来作为能够用来辟邪的法器和能够产生声响的“乐器”。赫哲人十分看重托力的神秘力量，将托力挂在身上，认为它能“反映出人的善恶，辨别真假，同时保护萨满的身体不受敌人的箭射。”（C·Б·伊万诺夫：15）

据《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民族造型艺术资料集》记述：年И·И·科兹明斯基得到了一幅10岁的那乃女萨满英喀用铅笔画的“萨满树”。树上共有20个托力和1个空果科托（铜铃）。著者认为托力并非赫哲萨满所固有：“象铜托力和铜铃这样的物品当然不是那乃人的。它们是从中国东北部传到那乃人那里并在上述的传说中反映了出来。”（：1～15）我们应当赞同伊万诺夫的判断，作为渔猎民族的赫哲人，在历史上的确没有产生铸造托力的技术与传统。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也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赫哲族萨满使用的铜镜有护头镜、护心镜和护背镜（凌纯声：）。

同江赫哲族萨满托力形制数据表[2]编号铜镜绳索直径厚度纹饰附属物材料长度材料A镜15.cm1cm圆形，凹缘，两周弦纹无青铜79cm棉线绳和混纺绳B镜8.5cm0.5cm圆形，凹缘，四字铭文（字迹模糊）无C镜8.5cm0.5cm圆形，凹缘，四字铭文（字迹模糊）无D镜.7cm0.cm圆形，凹缘，两周弦纹铜铃3．达斡尔族托力与腰镜

达斡尔人称铜镜为“托力”。挂在胸前的称“朱日格托力”（护心镜），挂在后背上的称“阿尔肯托力”（护背镜）。与蒙古博一样，达斡尔族的雅德根除了将托力缝缀在神衣前后外，还有佩挂在雅德根腰间的托力。如日本学者池尻登在《达斡尔族》一书中记载，有“围绕腰部有五六十枚直径大约五六寸大的铜镜”（池尻登：3）。这种串联在一起围在腰间使用的托力，其作用，类似蒙古博使用的“腰镜”和满族的西沙（腰铃）。在达斡尔人那里，托力被认为是雅德根神灵的象征。

在田野考察中，达斡尔族雅德根零星佩带托力的情形并不罕见，但象池尻登记述的几十枚串联在一起当作“腰铃”使用的情形已经绝迹。即使达斡尔族有名的杨文生、何兴山雅德根的神服上也是铜片制作的仿制品。令人兴奋的是，馆长吴旭光先生向我出示的达斡尔族博物馆不久前征集到的尼尔基镇出土的托力。这些托力，有严重磨损和腐蚀的痕迹。有的镜面铭文和纹饰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其中有3面镜纽的圆孔中仍然残留着当年拴系托力的皮绳断头。用皮绳而不是棉绳拴系托力，足以证明这些托力不是普通的作为生活用品的铜镜；因为放在梳妆台上的铜镜，用不着使用结实耐用的皮绳来拴系。此外，生活用镜也决不会磨损成现在这个样。被鸟居龙藏称为“腰镜”的围在腰间的蒙古博使用的托力，至今仍然用皮绳拴系铜镜，应该能够印证我的这个推论。尼尔基达斡尔族托力形制数据表[3]编号形制描述直径厚度纹饰

材料

A镜

12.5cm0.5cm圆形，凹缘，铭文：状元及第青铜B镜11cm0.5cm圆形，凹缘，铭文：状元及第。C镜8.9cm0.cm圆形，凹缘，四字铭文（字迹模糊）D镜7.5cm0.5cm圆形，凹缘，四字铭文（字迹模糊）E镜7.3cm0.cm圆形，凹缘，四字铭文（字迹模糊）F镜5.cm0.2cm圆形，凹缘，主纹饰区模糊不清。G镜5cm0.3cm圆形，凹缘，镜缘内一圈乳钉纹，四字铭文：无方框底座，字迹模糊，仅辨出一“命”字。七、响刀

刀类的萨满乐器主要有满族的“哈尔马力”和蒙古族的“吉德”，其刀身和刀把上常常拴结一些铁环或铜铃、小铜镜等金属物件，是颇具原始宗教特色的通过摇晃和碰撞发声的萨满乐器。

1．满族哈尔马力哈尔马力，汉译“响刀”，民间俗称“哈马刀”，亦称“神刀”。金属或木制，在刀背和刀把上串联若干金属小环，舞动时“唏哩哗啦”作响。它是满族萨满趋魔逐妖的武器，当然，由于萨满所要对付的对象是虚幻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使用刀之刃来“砍杀”，而是用刀之响来“惊吓”。辽宁新宾吴扎哈拉萨满使用的哈尔马力，为木制。刀身长约52厘米；刀柄长约1厘米；护腕厚约1厘米；刀背上穿孔挂上成串的小铁环。《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的哈尔马力（允禄等：），为铁制，长约73厘米，宽约.3厘米，带刀柄，刀身和刀柄均穿挂着若干金属连环。哈尔马力的用法，一是在演唱时，使其随节奏而作节律式地双手摇动。吴扎哈拉萨满在表演时，萨满和栽力子各执双刀，即刀刃向身，刀背对神，上下摇之。另是做为道具，为萨满在舞蹈时使用，如辽东民间广泛流传的所谓“打刀”。2．蒙古族吉德吉德，汉译“短剑”。据笔者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考察时所见到的吉德，是在吉德的把手上拴结了两个小哄哈（铜铃）和一面小托力（铜镜），当萨满舞动时互相碰撞作响。科左中旗蒙古博色仁钦使用的响刀，是一把刀身长27.5厘米，刀把长1.7厘米的“七星宝剑”。剑身上嵌有铜质的7颗星斗，象征“七星北斗”；剑柄上，一面挂有两个圆形哄哈，直径为2厘米，哄哈的下部开一半圆虎口，内含一铁质弹丸；另一面上挂有一面小托力，直径为3.7厘米。当博挥剑舞动时，哄哈和托力便随之叮当作响。因这种短剑上拴挂的哄哈和托力在碰撞时能够发声，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响刀”。响刀是科尔沁蒙古博的重要“武器”，主要用于驱魔逐妖。响刀上的铜铃和小托力与钢制刀身互相碰撞作响，被认为是蒙古博魔力的象征。八、拍板嚓拉器，汉译“拍板”，亦称“扎板”。目前民间已较少使用满语称谓。嚓拉器为木制，不同地区流行的嚓拉器，其板片多寡不一；各片上端开有2个小孔，用皮绳（或线绳）相联结，下端可自由开合。满族在民间和宫廷的萨满祭祀仪式中都使用嚓拉器。北京故宫藏乾隆时期所制嚓拉器的形制，由片红木组成；板片的长度为0.5厘米，上端宽7.9厘米，下端宽8.5厘米，厚约1.8厘米。这个嚓拉器工艺精良，造型规范（参赵�埃�97）。黑龙江省宁安县富察哈拉使用的嚓拉器，是由片铁梨木组成；板片的长度为33厘米，宽3.8厘米，厚约1厘米；板片的上端用烙制的方法烙出一些装饰性的图案。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吴扎哈拉使用的嚓啦器较大，由3片硬杂木板组成；板片的长度为0厘米，宽8厘米，厚0.3-0.9厘米。满族嚓拉器形制数据表[]形制描述宁安嚓拉器新宾嚓拉器依兰嚓拉器故宫嚓拉器板

体

长度33cm0cm3cm0.5cm宽度3.8cm8cm.7cm7.9～8.5cm厚度1cm0.3～0.9cm3.5cm材料铁梨木硬杂木色木红木数量片3片3片片嚓拉器的演奏方法有两种，一是单手执板：将手掌插进板片中，摇动击奏；另是双手执板：将串联起来的板片分2组，左右两手各执一组拍打击奏。后一种演奏方法为民间萨满所常用。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乐器名称对译表民族乐器名称抓鼓铜镜铜铃腰铃腰镜单鼓响刀抬鼓拍板满族依姆钦托力轰勿西沙单皮鼓哈尔马力同肯嚓拉器锡伯族抓鼓托力铜铃腰铃腰镜赫哲族温特托瑞空果科托哈少蒙古族抓鼓托力哄哈腰镜塔拉哼格日各吉德达斡尔族翁土尔托力铜铃腰铃腰镜鄂温克族温图托力铜铃鄂伦春族温图文屋克吞阿卡吞铜铃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乐器配置表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乐器的文化特征

从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到呼伦贝尔的天然草原到广袤的三江原野……从密林中的撮罗子到草原上的毡房到田野里的茅屋……现代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先民鲜卑、契丹、室韦、女真等，无一不是沿着这个路向，从森林到草原到田野直至中原大地。东北各少数民族是在民族间的不断融合与分化中，逐渐形成现今之规模的。在历史上，两晋南北朝以来就有不少边疆少数民族徙居中原建立政权。鲜卑族所建十六国中的燕，北朝的魏、齐、周；契丹人所建的辽；女真人所建的金和满洲人所建立的清王朝,都是少数民族君临中原大地，并造成北方乃至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尽管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血缘关系，但是，随着频繁的民族迁徙，军事、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共同作用，加之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生活方式，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的萨满仪式，形成了某些鲜明的共同特征。

从近世中国东北诸族萨满信仰的发展过程以及田野考察所呈现的现状来看，满族的萨满祭祀仪式堪称中国萨满文化的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的萨满文化一概脱胎于满族，只是由于满族历史上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和强势民族的社会地位，其影响自然要在东北地区发挥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可以说，中国东北萨满文化的形成是繁衍、生息在这块黑土地上的诸民族共同的创造。

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萨满乐器配置的原始宗教文化特征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察的资料证明：无论萨满诸神如何庞杂无比，无论萨满仪式如何灵活多变，有一个音乐学的特征亘古未变：鼓（乐器），是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的象征；鼓语（音响），是萨满与人神沟通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萨满通过“鼓语”实现人与神的对话——这种被常人视为虚拟的语境，不仅成为罩在萨满头上的神秘光环，而且为萨满信仰者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成为他们举行复杂萨满仪式所必需并且能够使受众理喻的思维方式。鼓类中的单面鼓是萨满祭祀仪式的标志性乐器。一盘鼓陪伴着东方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月缺月圆，鼓语绵延……神秘的鼓语，透过时空的羁绊在东北茫茫林海雪原之中滚动，在华夏大地悠悠回荡。它历沧海桑田之无常，经斗换星移之变幻，一代接一代，一年又一年，由生而盛，由盛而衰。然而，一个亘古不变的理念就是对超自然力的无限向往——为生存而争，为生活而祷，为生命而歌！在黄花飘香的科尔沁沙地，在红日落辉的的嫩江平原，在绿草如茵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银装素裹的大兴安岭森林，在川流不息的的黑龙江、松花江、嫩江……自古而今，鼓语，还在诉说——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的感恩，对亡魂的诉求，对生灵的呵护，对疾病的抵御，对幸福的呼唤……在东北地区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仪式中，单面鼓有两种基本形制，即抓持型的“抓鼓”和握持型的“单鼓”。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鼓的形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持鼓方式之不同：抓持型的单面鼓无柄，在鼓圈中央设一抓圆形环抓而持之；握持型的单面鼓有柄，在鼓圈下方设一带鼓尾的鼓柄握而持之。由于流行地域之不同，这两种基本类型的单面鼓各自在具体的形制上又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各种抓持型单面鼓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鼓绳的数量以及鼓绳的拴结方式之不同（见“抓持型单面鼓鼓绳形制图”）；而各种握持型单面鼓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鼓尾的样式之不同（见“握持型单面鼓鼓尾形制图”）。同类单面鼓之间产生这些细微区别的原因，主要在于流传区域之不同而不仅仅在于民族之不同。譬如，带“指环”的抓鼓流行于呼伦贝尔一带，这种由三根鼓绳拴结而成的单面鼓不仅在鄂温克族的萨满仪式中流行，也在同一地域的达斡尔族的萨满仪式中使用（见“抓持型单面鼓鼓绳形制图”：A-abc式）。再譬如，哲里木盟一带的科尔沁蒙古人使用的握持型单面鼓，其鼓尾的样式和与之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满族（汉军）和汉族中广泛流行的单鼓鼓尾样式十分接近（见图2-B）。握持型单面鼓在邻近的河北地区以及北京郊区一带的满、汉民族中至今仍有流传，已经逐渐演化为载歌载舞的风俗性的民间娱乐活动，俗称“太平鼓”。尽管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拥有各种形制的萨满乐器，但其乐器的基本配置是以单面鼓为核心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无论其萨满祭祀仪式所使用的乐器多寡，必有单面鼓。我曾总结满族萨满乐器凸出的配置特征是“鼓与腰铃并用”，但腰铃的使用仍然是依附于单面鼓。在萨满的表演过程中，只有仅用单面鼓而不使用腰铃的情形，绝无只用腰铃而不配之以单面鼓的时候。在实际的演奏中，腰铃必随单面鼓而动，其它的萨满乐器亦然。可以说，在东北诸民族的萨满祭祀仪式中，每个民族使用的乐器种类和数量并不相同；即使同一民族中不同氏族、不同地域之间，其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但，没有不使用单面鼓的萨满仪式。鼓语，是萨满以鼓为媒介与天界沟通的语言。因之，“鼓语”中包含了整个萨满乐器的音响。“以鼓为核心的乐器配置”，反映了萨满音乐作为原始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在萨满那里，远古而来相信鼓语通神的观念至今仍根深蒂固。如同所有原始宗教仪式一样，鼓在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地位是稳固的。二、萨满乐器的文化类型及其演化趋势萨满乐器始终与使用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萨满乐器逐渐形成了与其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三种萨满文化类型：渔猎经济——山林文化型：以单面鼓为萨满仪式的基本配置。抓持型的单面鼓是萨满祭祀仪式的唯一乐器。这一时期的萨满祭祀仪式，使用鼓身庞大的各类“异形”鼓，譬如赫哲族的“圆弧－长方形”单面鼓，雅库特鄂温克族“上圆下尖”的蛋卵形单面鼓等。萨满信仰，是产生于渔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山林文化型的萨满祭祀仪式乐器，体现了自然宗教的原始形态。游牧经济——草原文化型：以单面鼓、铜铃为萨满仪式的基本配置。抓持型的单面鼓、铜铃是萨满祭祀仪式的主要乐器。单面鼓的鼓身趋小，以扁圆或不太“规则”的圆形鼓为主，譬如巴尔虎蒙古族、通古斯－索伦鄂温克族和部分达斡尔族的单面鼓。铜铃主要是附着在萨满的服饰上（神服、神帽），以素纹青铜铃为主。从捕杀动物到驯养动物，是人类由渔猎经济到游牧经济转换的标志。草原文化型的萨满祭祀仪式乐器，保留了自然宗教的基本特征。农耕经济——田野文化型：以单面鼓、腰铃（镜）、铜铃等为萨满仪式的基本配置。单面鼓、腰铃（镜）、铜铃是萨满祭祀仪式的主要乐器。单面鼓的鼓身相对小巧，以圆形的抓鼓为主，同时出现了带鼓柄的握持型单面鼓，譬如满族（汉军旗人）和科尔沁蒙古族使用的单鼓；腰铃成为萨满仪式中的重要乐器，铜镜进入了萨满乐器序列，譬如满族、赫哲族等的腰铃和科尔沁蒙古族、察布查尔锡伯族等的腰镜；带有纹饰的铜铃（主要为虎纹铃）不仅是萨满服饰上的附属物，也是一件可以独立使用的乐器，譬如满族的轰勿。农耕经济时期的萨满乐器，当以满族的最为丰富，除了鼓、铃以外，还加进了双面的同肯（抬鼓）和嚓拉器（拍板）等形态较为发达的乐器；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还在宫廷的萨满祭祀仪式中加入了琵琶、三弦这样的弦鸣乐器。田野文化型的萨满祭祀仪式乐器，体现出农耕文化特色，同时依然保留了自然宗教的基本特征。

山林、草原、田野——由渔猎经济向游牧经济发展再向农耕经济发展，是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民族发展史的基本路向。但是，东北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平衡，有的民族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处于渔猎经济状态；同时，同一个民族，在分布格局上也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所以，不仅各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不同，即使同一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也不尽相同。这是一个立体的、纵横交错的文化现象：从萨满祭祀仪式的发展脉络上看，萨满仪式的标志性乐器（鼓）在形制上呈“由大而小”的趋势；在萨满乐器的配置上呈“由少而多”的趋势；在萨满乐器的制作工艺上呈“由粗而精”的趋势。正是由于各民族间以及民族内部间发展历程的不平衡，使得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历史截面上看到一幅缩微了的萨满文化史图画：乐器形制“大小都有”，乐器配置“多少同在”，乐器制作“粗精并存”。经济条件的转换并没有使萨满乐器的配置结构产生质的变化，仅仅是数量上的渐次递增而已；单面鼓，始终是萨满祭祀仪式的标志性乐器。不过人们应当看到，尽管宗教仪式的恒定性使人们对它长期保有神秘感并相信其不可侵犯的神圣力量，然而，人们创造文化的过程从来都是一个对过去文化持续选择并加以新的阐释的过程，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仪式的传承过程当然也不会例外。诚如雷蒙·威廉斯所说：“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雷蒙·威廉斯0：）人们将萨满音乐看作是东北少数民族远古时代音乐的“活化石”。与其它民间音乐形式相比，萨满音乐当然蕴含了更多宝贵的古代音乐的原始信息。但是，萨满音乐与一切口传原生态民间音乐文化一样，都是拥有者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种不间断的、现实的选择与阐释。因而，萨满音乐与其它传统文化一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痕。历史上，在萨满信仰成为阿尔泰语系诸族的普遍宗教意识时，同时代盛行的佛教同样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对萨满信仰体系产生了自然滲入。譬如，满族的宫廷萨满仪式中便有了“浴佛”的仪节，其民间的萨满祭祀活动中也有了相应的反映；由于统治者的强力推行，蒙古族、达斡尔族等的萨满仪式更是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喇嘛教的因素。在传承的过程中，作为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传统文化，萨满祭祀仪式并非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在保持原始宗教文化特性的同时，又不能不接受社会“主流话语”的辐射与影响——物质的抑或意识的。

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仪式的演化趋势表现在：其一，祖先崇拜已经成为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祭祀的重要内容。尽管这种变化并未彻底改变萨满信仰作为自然宗教的基本属性，但它毕竟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和对自然力依赖性的逐渐弱化。田野考察的结果表明，巫医性的萨满祭祀逐渐让位于祭祀性的萨满祭祀；“昏迷术”已经不是识别萨满真伪的基本特征，在大多萨满祭祀活动中，它只是萨满一种表示与众不同的“伪装”而已。目前，以自然崇拜为主的“野祭”基本消亡，而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家祭”是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主要萨满祭祀形式。其二，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大多由渔猎、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田野的空旷性，庭院的聚拢性，使萨满乐器产生了适应性的演化：由粗陋、庞大向精细、小巧发展，譬如抓鼓体积的日渐趋小以及单鼓的出现与流行；粗大的鼓槌逐渐被精小的鼓鞭所取代。由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不同，所以萨满文化演化的形态也不尽相同。农业较为发达的民族，其萨满仪式的举办地点较早由田野向庭院转化；有的民族甚至已经出现了固定的祭祀地点，如满族萨满祭祀活动的专门场所——堂子。目前，家庭和院落已经成为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举行萨满仪式的主要场所。其三，萨满祭祀仪式的世俗化趋势，除了体现在专门为血缘集团服务的萨满已经随氏族部落的瓦解而无以为继外，还体现在萨满仪式中娱乐性内容的增强。譬如，满族的“跑火池”，锡伯族的“上天梯”以及鄂温克族的“奥米那楞”，鄂伦春族的“奥米南”，达斡尔族的“斡米南”这样萨满集会性质的仪式和活动，都是集中展示萨满技艺，吸引广大族众参与的具有强烈娱乐性的萨满仪式。满族（汉军）的萨满仪式里，融入了更为世俗化的内容；如在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加入了讲唱《孟姜女哭长城》、《唐王征东》、《隋炀帝下扬州》等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等。

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仪式的演化趋势，体现了“拥有者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种不间断的、现实的选择与阐释。”所以，那些将传统文化中某些与时俱进的因素视为“不够地道”的看法是狭隘的传统观。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条河”——由“过去”而来的“现在”。中国的京胡由过去的丝弦演变为现今的金属弦，难道你能因此而认为它不是一件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乐器？民族音乐学之所以秉承人类学重视个案研究的治学之道，便是从传统音乐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获取“传统”的某个静态截面；这些截面的有机连缀，才能够反映出形成“传统”的历史流程。所以，应当说——传统是由过去而来的现在。

三、萨满乐器的象征意义及其实用功能由于萨满仪式音乐在观念的层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异，所以，萨满的音乐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音乐形态依然体现了原始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从配置规律上看，单面鼓是萨满乐器配置的核心；从使用功能上看，祭祀是萨满乐器的基本属性；从文化特征上看，象征是萨满乐器建构意义体系的符号载体。大量田野考察的结果表明，在萨满运用音乐手段施术的过程中，音乐的审美功能处于次要地位，而象征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我们将萨满祭祀仪式音乐看作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化形态。换言之，虽然萨满祭祀仪式逐渐融入了某些娱乐性的因素，但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音乐依然没有从原始宗教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与诸多原始艺术一样，尽管音乐是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构件，但在当事人那里，被我们这些采访者称作“音乐”的东西，并非我们这些局外人观念中的所谓“艺术”——萨满祭祀仪式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带有明确功利性目的行为，而不是出于某种艺术欣赏的考虑。考察的结果表明，当事人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自觉意识到的“乐器”的概念。鼓也好，铃也好，在他们的观念中都是一种“法器”，所以他们常常将鼓称为“神鼓”，将铃称为“神铃”。萨满祭祀仪式音乐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一种生存与生活的“技术”而非独立的审美活动。萨满乐器与器乐都有其隐喻的象征意义。譬如，在中国东北地区具有萨满信仰的许多少数民族那里，鼓类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常常象征雷电之声；后来由于整个萨满仪式和萨满法具的含义逐渐复杂，萨满鼓又被赋予某些实用的含义，如象征“船”或“马”。当鼓声将萨满推进脱魂（神灵附体）状态后，神鼓便作为交通工具力助萨满达到一些常人不可企及的目的：行云走雨，上天入地……诸如此类。铃类乐器的声音往往象征神灵的步履之声，用以描摹神灵行为的情状或表达某种暗喻。当然，作为象征符号的萨满乐器及器乐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象征意义是在产生仪式的族群中约定俗成并且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的，故而，它只能在具体的民族或仪式的特定情境之中产生功利性而非审美性的符号效应。萨满乐器的象征意义，既是乐器对自然声响的客观描摹，也是萨满心理意念的主观赋予；它表达了萨满及其信仰者所期望获得的一种强大的超自然力。萨满乐器与器乐所蕴含的丰富象征意义，是萨满音乐的魅力之所在。故而，单凭现代审美标准来考量萨满祭祀仪式，你就无法感知过往那些混合在原始宗教仪式中的萨满音乐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这样，处于不同知识体系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能否客观地互相诠释而不是仅仅从本己文化体系的立场出发对一个音乐文化事项作出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大量来自于人类学长期田野实地考察的结果表明：祭祀仪式作为象征符号的基本属性在于它的实用功能。萨满作为人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在特定的情境中将形象的图案和音响抽象为象征符号。对这些象征符号的创制与解释，是一个“调制”和“解调”的过程；萨满担当了“调制解调器”的角色，发挥出建构和解构象征符号的独特作用。正因为象征符号具有实用功能（驱魔逐妖、治病疗疾、祈丰求子等），所以受众对象征符号的接受与理解过程无需专门的知识准备。应当承认，人类学对萨满文化的观察视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忽视祭祀仪式中的审美因素；但音乐学不能因此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有意无意地规避仪式音乐的实用功能。实用性的音乐和审美性的音乐一样，都应当成为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