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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一、人类起源的生物演变：人是自然进化与劳动提升的产物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开篇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拉萨尔之流的一个错误观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切入，明确指出，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1](P)劳动必须同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自然界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如果空谈“劳动”，回避劳动的物质条件及这种物质条件在阶级社会中的占有形式，这就掩盖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依靠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人民的事实。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劳动的作用还不仅在于创造人类财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P)那么劳动是如何创造人类的呢？恩格斯从人的生物起源谈起。

　　首先，自然生物进化产生手脚分工的类人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生物学”一节，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论证了地球经历了大约30亿年漫长的演变和进化，出现了生命，自然生物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从无细胞原生生物到单细胞生物再到多细胞生物，生命体在与外部自然界不断的新陈代谢中发育进化，然后出现了一种异常高度发达的古猿种属。这种猿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抓住事物，脚主要是用来钩住树干和支撑身体，这种手脚不同分工的生活方式使得它们在平地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的姿势行走。恩格斯说，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1](P)这种决定意义体现在，直立行走意味着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手不再用于爬行走路，手就变得自由了，最开始是做一些简单的手部肌肉动作，渐渐学会了用手改造身边的自然物，比如用手把石头做成石刀。在第一把石刀产生之前，可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这是一次根本的质变。从生理学角度而言，长期的肌肉锻炼以及手的功能的进化引起了手的形态的变化，韧带、骨骼有了特别的发展，通过遗传作用积累起来，就使得人的手逐步完善起来。此后，古猿能够在日新月异的动作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技能，可以较快地制造更多的工具。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制造工具意味着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活动，意味着“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1](P)因此工具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的历史时期开始萌芽了。但是，恩格斯指出，这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它还带有很多猿的特点，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远没有完结。只有语言、思维、社会等特征都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现了“完全形成的人”。

　　其次，改造自然的复杂劳动产生需要彼此交流的语言。“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1](P)一方面，随着手的发展亦即随着劳动的发展，我们的猿类祖先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使得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1](P)也就是产生了互相说话的需要，他们在与对方交流的实践中不断积累技巧，逐渐改造了发声器官，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音节。资产阶级及其自然科学家对于语言产生原因的解释，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达尔文曾根据鸟类声音在很多方面与人类语言近似，推断原始人类发生的呼喊就如鸟类在求偶时的鸣唱一样，都是一种保存种族的本能。他完全混淆了二者的根本差别，没有看到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动物仅仅是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它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东西要相互交流，只需要简单的声音信息就足以传达了。达尔文以后的西方学者提出对语言产生的解释，什么手势说、谐声说、苦乐说等，都是不科学的；有人主张语言是偶然性的一种产物，也同样是错误的。离开了人的社会活动，离开了改造自然需要的复杂劳动，就无法对语言的产生作出正确的解释。

　　最后，改造自然的复杂劳动提升了大脑思维能力。正在形成中的人在劳动过程中，接触客观自然世界的范围越来越大，大脑通过感官所接受的外界信息也就越来越多。在改进劳动工具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开动脑筋，这样，他们的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就逐步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就得到了改造。脑的发展引起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的发育完善，如听觉器官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完善；视觉和嗅觉器官因为大脑对感觉分析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了辨别能力；手的触觉则由于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多样化而变得更加灵敏。而“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1](P)这种大脑与劳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得大脑无论在量的大小还是在质的完善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原始的猿脑，促进猿脑逐渐地过渡到人脑，使得人的思维能力和活动领域都远远超过了猿类，由此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从动物界分离和提升出来，开始书写人类自己的历史。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特征的一切东西：手、语言、思维等，都是在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宗教宣扬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唯心主义神学观点，达尔文根据大量的科学事实论证了人是从古代类人猿转变而来的，从而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达尔文对人类起源的问题只回答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人类是怎样从古代类人猿转变而来的？什么东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而是把人类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生物学的规律，即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因而抹煞了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就利用和扩大达尔文学说中的这个弱点，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竞争、弱肉强食说成是生存斗争，把饥饿、失业等说成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以此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阐明了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劳动，阐明了语言和思维在劳动的过程中起源的观点，因而也就说明了社会史产生于自然史而又高于自然史的科学观点，说明了地球上出现了新的不同于生物规律性的更高级的运动规律性——社会规律性，驳斥了那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二、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是劳动创造的根本前提

　　由于手脑并用，人的劳动就变得越来越完善和向多方面发展，它们相互作用，互相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并不是在人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后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而且“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添加上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1](P)促进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阶发展。

　　第一，自然原料的多样化利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口保障。人和动物一样，都是只有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都是通过新陈代谢与自然界进行持续不断的物质能量交换而生存、繁衍。但是动物只能从自然界取得现成的食物，不能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觅食地区都被占据了，这种动物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甚至物种灭绝。但是人可以利用制造的工具如打猎工具和捕鱼工具等，扩大食物的来源，使得食用的数目越来越大，可食用的部分越来越多，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人的大脑和身体发育得到必需的物质和丰富的营养，因而人类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繁衍发展起来。特别是火的发现和运用，改善了人类茹毛饮血的饮食条件，将食物从生食变成熟食，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健康，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延长了原始人的寿命，为人类繁衍发展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不仅可以从原来居住的常年炎热或寒冷的地带，迁移到适宜人居的温暖地带，而且利用兽皮、树叶等抵御寒冷潮湿，利用火和工具驱赶猛兽，为人类繁衍发展赢得了安全稳定的空间地理条件。

　　第二，人有意识地人化自然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随着人的脑部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发展起来了。恩格斯指出，动物的活动只是生物本能，是无意识地作用于周围的自然界，比如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但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劳动是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比如猎人爱护第二年就要生小鹿的牝鹿，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农作物或饲养动物，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马克思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动物和人的活动的这种本质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2](P)诚然，动物也有能力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方式，比如狐狸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怎样出色地懂得并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切断自己的踪迹；蜜蜂、海狸、蚂蚁等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但是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根据自己的生活或审美需要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比如人类受鸟巢造型结构的启发建设体育馆等。因此，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总而言之，动物只能简单地利用现存自然物和被动地适应自然界，人类则能以其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3](P)这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点，也是人之所以能推动自身社会进步发展的独特潜力。

　　第三，剩余自然产品释放剩余劳动得以丰富繁荣人类文明。早期人类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食物等生活资料，而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自然界已经直接提供了生活资料，不需要人们去劳动生产它们。比如，东亚一些岛屿上广泛分布着西米树，岛民只需在西米树上钻个孔，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森林提供了现成的“面包”，这种自然的恩惠使得这些人在为获取生活资料所花费的简单劳动之外，还有大量闲暇时间去从事别的劳动，如利用自然物制造独木舟之类的工具，进而运用这些物质手段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人类早期文明巅峰标志的古埃及文明为例，古代埃及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优势使得埃及人享有丰裕的食物资源和温暖的气候，人口成长的必要生活资料如此便宜易得，使得埃及人口迅速繁殖并有大量额外精力从事剩余劳动，宏伟建筑金字塔就是优越自然条件释放出剩余劳动的结晶。因此，自然条件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3](P)如此，“经过一代又一代，劳动本身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1](P)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等。同时，意识作为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产物，人接触自然界的范围越来越广阔，意识的高级形态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发展起来。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推动下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发展。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各门自然科学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生产紧密结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为人们支配自然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远高于过去一切时代生产力总和的生产力。

　　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制约：过度透支自然资源与自然的报复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自然孕育了人类，自然也可以消亡人类。恩格斯举例，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这些地方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这些地区的居民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劳动产出，而且由于暴雨洪涝倾泻到平原上，淹没了整个村庄。恩格斯将这类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称为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P-)最为典型的是，公元前年左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平原的群山山麓处，古代先智通过对水的控制和利用，发展了苏美尔农业文明。考古学发现的城邦神殿、精美艺术品、文字书法等展示了苏美尔社会当时的先进文明，但为了维持和供养不断庞大的社会结构，苏美尔人过度引水灌溉、开垦耕地，土地严重盐碱化，最终，苏美尔的政治历史和它的城邦紧随着农业基础的崩溃而结束。因生态环境破坏而受到自然“报复”的还有神秘的玛雅文明、我国楼兰文明等，曾经璀璨辉煌的上古文明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可以说，它们的衰败、崩溃和消失无一不与自然环境的恶化直接相关。

　　自然报复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人类违背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能量守恒等客观规律，过度攫取自然资源，使得自然界提供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的后劲不足甚至完全枯竭。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根源，因为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生产的主要推动因素，统治阶级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至于那些在晚些时候才积累显现出来的自然环境问题，则完全被忽视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工具整合资源开展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态。马克思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P)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因此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就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与目的。工业技术革命为资产阶级强化对工人劳动以及对自然的剥削，从而为资本增殖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资本的短视性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透支。以森林资源为例，木材成长需经历漫长的生态周期，而资本是通过快速生产、快速消费从而快速周转实现增殖的，如果按照森林的自然周期来运行，那么资本的周转速度会大幅减慢，利润随之减少，因此，急功近利的资本家只会伐木，不愿意养护森林和投资造林业，长此以往，森林资源得不到持续更新，最终结果就是“无林化”。再比如，农场主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多年不休耕，或者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改变了土地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使得土地肥力因无法通过正常的物质循环得到维持或补偿而逐渐下降乃至土壤养分完全流失。恩格斯说，“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P)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性导致自然破坏的空间蔓延。资本逐利性要求它必须不断寻找到其最大的利润结合体，需要越来越多地获得自然资源这种财富的天然源泉。然而本国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资本要不断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向外扩张，在全世界寻找资源能源和廉价的原材料，以源源不断地为资本生产交换价值输送新鲜血液，使资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增殖。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总结，资本主义这种不安分的制度天然地“喜欢剥削新的土地和资源，因为它们为原始利润和快速增长的生产力提供了很大的潜力。”[4](P)资本主义利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向发展中国家拓展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将剥削自然和污染环境全球化。

　　总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也存在严重的剥削和异化劳动，但是由于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还比较简单，因此尽管也曾经出现过因人类不合理农耕活动诸如烧荒砍伐，滥渔滥猎导致的生态破坏问题，但那时的生态问题多是局部性、地区性的，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和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劳动与技术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能力，同时也迅速而深刻地摧残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资源(土地等)和人的自然力(劳动)，而且这种破坏还通过商业贸易而远及国外，造成全球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的断裂，也就造成阻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态危机。

　　四、人类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人类同自然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资本主义早期，生态环境问题还并不突出，但是他们透过资本的逐利逻辑，敏锐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将要出现“自然的贫困”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困境。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从而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现实路径，也为全书《自然辩证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恩格斯从人类起源谈到未来社会，实际上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是自然界进化演变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也受客观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决不能超出自然界，既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也不能把头脑制造的法则强加于自然界，随心所欲地驾驭自然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P)马克思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是透彻地论述了这种人类社会的自然约束性，“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P)没有自然界提供的水、阳光、食物等生活资料，人类就不能生存甚至不能产生；没有自然界提供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人类就什么也不能创造，更遑论创造历史了。因此，我们对自然要有尊重和敬畏之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然环境，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价值理念，为了经济社会的眼前发展牺牲自然环境的长远利益，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其次，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自然规律。回顾人类社会进阶史，人类为什么能够依据自己的意志向着确定的方向支配自然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P)早期人类对自然缺乏了解，对雷电等自然现象产生畏惧和害怕心理，表现为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等，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感性认识逐渐增多，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黑夜之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从收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和理论概括阶段，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揭示了自然界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利用这些自然力原理改进生产工具去控制和调节自然对人类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人类控制和调节自然影响的两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改良生产工具，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机器等，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从而减少人对自然的索取。比如，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加工亚麻可比靠水力推动的简陋梳麻设备减少原料损失28％到30％。[5](P)第二种是利用科学技术对废弃物进行“再加工”和“再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从而减少向自然界排放废物。“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5](P)例如化学工业“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5](P)因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1](P)这既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光明前途点燃了希望，也为现代人类技术创新指明了科学方向。

　　最后，必须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完全的社会变革。如前所述，自然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剥削制度，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劳动剥削，实际上是作用于自然的劳动剥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具有同一性。因此，实行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仅仅有自然科学的认识和运用还不够，还“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P)恩格斯文末指出，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P)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因而也没有强迫劳动和异化劳动对自然的剥削，从这时起，人类才不仅在物种关系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起来，而且在社会关系方面也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起来，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综上所述，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回顾了社会史与自然史从依赖性统一到产生裂缝的历史过程，并展望了社会史与自然史将走向互促性统一的未来图景。劳动在其中起到的是中介作用，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劳动对象，人类才在劳动实践中促进了体力和智力发育，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笔者认为，恩格斯将这篇论文作为《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篇章，意图阐释更确切和更完整的中心主题应是：对象化自然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当前，正值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抗疫期间重读这篇经典文献，体会尤为深刻。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尼帕病毒、H7N9禽流感、埃博拉等都和动物有关，统计发现，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6]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野生动物宿主，与人类相安无事，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为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警告我们，人是自然界的类存在物，和其他生物一样受到客观自然规律的约束，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野生动物是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肆意捕杀野生动物,扰乱了自然秩序,违反了食物链规律，不得不自食其果。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顺应自然就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的“无机的身体”，就是涵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自觉爱护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所有自然生物及其栖息环境，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会风尚，这就是重读恩格斯这篇经典文献的现实启示。